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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我是这样逃离南京的 　　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直逼长江对岸的浦口，南京城里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纷纷准备逃离。怕的是国共双方军队在城里激战，殃及无辜；又怕解放军夺取南京后，美蒋飞机来报复，狂轰滥炸，葬身火海。 　　1949年元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的各机关开始疏散，迁往广州。红纸廊的国立政治大学何去何从？师生中逐渐形成“走”“留”两大派，相互攻讦，莫衷一是。 　　“走”派的主体是教职工和三、四年级学生，有1000多人。他们深知政大的前身是隶属于国民党中执会的中央政校，与二陈的CC派有很深的情结，是共产党的眼中钉、肉中刺。与其“留”在南京被宰割，不如远走他乡，到台湾或西南大后方去活命。 　　“留”派主要是部分一、二年级的学生，人数有200多人。他们自认为是国家教育部的“国立政治大学”招收的学生，与国民党“风马牛不相及”，和南京的其他大学等同，没有“走”的必要。何况学校一“走”，南京的人心更加恐慌，李宗仁政府未必能够容忍！他们主张“留”在南京原校址照常上课，享受共产党的“三生（先生、学生、医生）有幸”。 　　以校长顾毓?为首的学校当局，采取折中办法：愿留的留，愿走的走。“走”的部分当然是政大的主体。顾毓?去了美国。为了掩人耳目，由训导长杨希震代理校长，打着“政大学生杭州旅行团”的旗号，先赴杭州，观望“和谈”的结果如何，再决定行止。 　　我当时已读完四上，只差半年毕业。贴毕业证书的“学士”照片都交了。心想：南京万一不守，国民党政府还有比八年抗战时期大得多的西南大后方。国共北平谈判，“划江而治”也有可能。随大流“混”上几个月，拿到毕业证书就OK了。 　　1949年农历正月初二清晨，近千人的“政大杭州旅行团”，带着行李，上了南京开往杭州的火车。因是正月初二，出行人较少，车厢里并不拥挤。在上海站停了半个多小时，却挤上来不少提箱、背包的形形色色的军民，有的口中还在不停地骂：“要票没有！要命老子有一条！” 　　列车一出站，进入郊区，就看到铁路两旁有数不清的地堡工事，充满了火药味。铁丝网外边的大片荒地上，新坟垒垒，其间还有几具弃婴尸体，不时飘来一股令人作呕的尸臭。 　　过嘉兴后，进入江南水乡。离铁路不远的一条小河边上，有十几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正在那里丢手榴弹炸鱼。河水里不断响起沉闷的响声，但水面上飘浮的死鱼很少。 　　第二天清晨，列车到达杭州火车站。我们在站台上排好队，由（军官）大队长、中队长领着，驻进市内一间放了寒假的中学校内，把教室里的课桌拼起来，铺上各自的行李就成了集体大宿舍。旅行伙食团贴出通知：每天上午开饭时间为10：00―10：30；下午为5：00―5：30。过时不候，吃不上饭，责任自负。 　　开饭时，我们自带碗筷，排队领取饭菜后，找个地方坐着或蹲着就餐，跟收容所里的东北流亡学生相似。回想在南京红纸廊时，八人一桌，四菜一汤，抚今追昔，不胜伤感！ 　　政大迁杭州是临时落脚，一切都松散无序，师生员工都希望去台湾。当传闻国民党政府无此意图时，大家思想上很忧虑，精神上更萎靡，多数人睡足吃饱之后，就三五成群地去西湖边上溜达，混天消日。 　　我去浙江大学物理系找到了我读浙大附中时的挚友徐国和。1947年寒假他回安徽老家路过南京时，曾到政大来找过我，劝我设法转学到浙大或其他大学，甩掉头上那顶小CC帽子，我当时不以为然。现在得认真对待他的建议了。他告诉我说：“晚了，大学四年级不收转学生。”他邀我去参加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办的学术座谈会。我记得题目好像是《论学而优则仕》。我心烦意乱，对他们提出的那些观点、说法都不感兴趣。第二次徐国和来约，我就婉拒了。 　　不久，学校贴出通知：要求能回家的学生尽量回家，等候学校通知，再到指定地点报到。 　　贺捷，贵州松桃人，我们同系同班，关系一向很好，他来对我说：“国治，我们回贵州吧！台湾去不了，流亡不是滋味，哪怕回家去吃包谷饭，心里也踏实些……” 　　“回贵州我们没有路费呀！”我说。 　　“我领有点遣散费，路上吃饭没问题，一路爬火车就可以回贵州！” 　　我回头一看是李茂森在说话。我在重庆南温泉读大二时，曾在他家给他爱人和他姑母李承宣补习过英语。后来他参加了青年军，部队在安徽被打散，跑到南京来投靠他父亲的一个在政大伙食房工作的朋友，安排他也在伙食房工作。政大逃迁前他被遣散，他领得遣散费后仍混在“旅行团”里来到杭州。得知他父亲李仁安在贵州正安县城内安了家，他还有两套士兵服，特来约我一起回正安。 　　“我们三个人，一路有伴了。”贺捷说，“为了爬车顺利，我再去弄套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服来穿上，谁敢难为我们？” 　　贺捷从他在国民党部队当官的亲戚那里弄来一套军官服，腰、斜皮带和一副挂在胸前的望远镜。我个子高，化装成军官，他俩个儿矮，装扮成我的勤务兵。贺捷背背包，李茂森提皮箱（箱内是我们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