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精神在宋代词论尊“雅”观中的映射.docVIP

儒学精神在宋代词论尊“雅”观中的映射 　　摘 要： 宋代是儒学全面发展的时期，儒学精神渗透到宋代词论中，尤其是深深地映射在宋代词论的尊“雅”观中，其中儒学的诗教原则、复古与崇正思想、修辞立诚的观念等成为了尊“雅”观的重要哲学渊源。在儒学精神的影响下，尊“雅”观中出现两种性质不同的中和之美，即诗教影响下形成的特定艺术风格和复古、崇正思潮影响下的艺术辩证法，而尊“雅”观中文质之间的关系由重文轻质、重质轻文发展到文质并重。 　　关键词： 尊“雅”观；诗教；复古；崇正；修辞立诚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1-0119-06 　　作者简介：祝云珠，女，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邮编：650091 　　尊“雅”是宋代词论的核心命题，当今学术界对宋代词论尊“雅”观的研究多侧重于南宋，且对尊“雅”观的哲学渊源言之未详，或把宋代儒学等同于理学，只注意理学而忽略其他；或只注意诗教的影响等等。笔者认为宋代词论尊“雅”观是包括藉诗而言词的词体雅化即词体诗化理论和即词而言词的词体雅化即词体“本色论”，诗化之雅论包括“以诗为词”、“自是一家”、“诗词同源”等观点，本色之雅论则包括“别是一家”、“骚雅”、“清空”等观点。尊“雅”观在词体创作层面要求音协律合，字琢句炼，才高意新，创作者人品高洁；在词体风格论层面，以“雅”为审美要求，强调本色、意趣高雅；在思想层面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以道、释为辅。本文主要探讨儒学精神中的诗教、复古、崇正、修辞立诚等在宋代词论尊“雅”观中的映射。 　　一、尊“雅”观中的儒家诗教因素 　　宋代是儒学全面复兴的时代，宋太祖与宋真宗时期皆将儒学作为治国的根基。文学创作更是深受儒家思想的濡染，其中儒家诗教深深地映射在词论尊“雅”观中。“诗教”最早出现于儒家典籍《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1]所谓“诗教”即是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之间的联系，要求诗歌反映社会现实。“温柔敦厚”，要求诗歌的表达方式应符合“中庸”之道，情感的表达上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强调诗歌情感和意旨的表达要恰如其分，哀乐适度，“发乎情，止乎礼”，要用委婉含蓄的抒情方式达到教化的目的。而这种诗教的内涵在词论尊“雅”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首先，强调词的政治、教化功能。词在最初只是一种娱宾遣兴的工具，香艳绮靡，后来词人以为政教服务为标准批评这种词风。如晁谦之肯定花间词在艺术上的“工”，但尖锐地批评其“无补于世”[2]（《花间集跋》），提出词当有益于世的论断。李清照批评唐五代词的“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3]（《词论》），就是因为唐五代词失教化、坏人心，于时世无补。黄裳立足于儒家礼乐文明与政相通、与时高下的诗教思想，评柳词“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3]（192）（《书乐章集后》）。而相反地，对于那些与政相通之作，宋代词论者则大加赞赏，如蔡戡即以“深得三百篇讽刺之义”、“不为无补于世”[3]（214）（《芦川居士词序》）之语来评价张元幹的抨击时政之作等等。 　　儒家历来把“诗”、“乐”、“艺”看作“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要手段，看成实现仁学、安邦定国的必由之道。这一点在尊“雅”观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诗言志”、“词缘情”是传统的诗词观，自苏门词人提出“以诗为词”的诗化理论后，词开始抒发士大夫报效国家、建功立业之志，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王灼《碧鸡漫志》卷一曾论述了“诗词同源”，认为诗歌具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的作用，那么与之同源的词同样应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4]的社会责任，应对社会的伦理教化起到善的导向作用，很明显这是儒家诗教对词学的渗透。詹效之在《燕喜词跋》中称曹冠词作“得于六义之遗意，纯乎雅正者也。……和而不流，足以感发人之善心，将有采诗者播而飚之，以补乐府之阙，其有助于教化，岂浅浅哉！”强调词当“感发人之善心”[3]（220）的教化作用。 　　其次，词应“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云：“发乎情，民之性也”，又云：“发乎情，止乎礼义”，肯定抒情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但又提出情感须“无邪”、“止乎礼义”，以礼节情，这种诗教思想被意图雅化、推尊词体的论者运用到了词学理论中。 　　由于唐五代及宋初，艳词盛行，诸多词人一味沉溺于男欢女爱的艳情描写，绮靡香浓。针对词坛绮靡之风，论者多从儒家“温柔敦厚”的伦理原则出发，批评缘情淫艳之曲，要求词须约情合中，有节制、有规范。论者以儒家诗教来矫正艳词、重振雅词，在南宋表现的较为突出。如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序》开头即提出《诗经》的“止乎礼义”，批评唐宋以来的艳词“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3]（249）显然是以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为标准，并且认为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