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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合理性维度 　　摘 要：哈贝马斯以“社会交往”、“对话”等概念为核心建构的商谈伦理学，将道德的理性基础从“意识理性”转换到“交往合理性”上，为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共生指明了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然而，商谈伦理设计的现实交往的尺度和规范，也明显地投射出过于理想化的色彩。商谈伦理学给人们的启示是：在处理当今价值多元社会的一些矛盾时，我们既需要宽容的协商精神，又需要合理的制度约束，在宽容协商对话与制度规范约束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商谈伦理只有兼顾这两个维度，其设计才不至于流于乌托邦的空想。 　　关键词：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合理性限度；协商精神；制度约束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8-0048-05 　　现代社会道德分化，人与人之间从精神交往到思想沟通都不同程度上陷入了困境，人与人之间疏离感加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是实现社会整合的需要。面对当今社会道德分化所带来的道德共识缺失，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根·哈贝马斯借助于当代哲学语言学研究成果，从语用学的视角提出的商谈伦理学是继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之后道德普遍主义的另一次重要的尝试。探讨商谈伦理的理论内涵，正确认识其得与失，对于我们正确应对现代社会由于价值多元所导致的社会离散方面的问题，有积极意义。 　　一、以交往的合理性构建社会整合的伦理规范 　　实现社会整合需要意识形态营造出相应的精神氛围。在以亲缘关系组成的社会，“个人把他们的起源归之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并且以此在他们的神秘的世界观的框架内，证实他们有着共同的宇宙起源，以此证实他们的集体的同一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亲缘结构建立起来的个人角色同一性，同集体的同一性是一致的。”[1]在人类社会早期，这种血缘上认祖归宗在族群内部起到了化解个体之间的冲突，达到社会整合之功效。但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交往的扩大，不同族群之间的频繁接触与日趋扩大的杂居，传统维系氏族成员内部整合的血缘关系渐渐失去了作用。于是，凌驾于各个血缘共同体之上代表公共权力的政治组织——国家就应运而生了。为了减轻国家在社会管理上压力，需要意识形态协助。为此，统治者通过政治权力与形而上学的联姻打造出宗教神本整体主义世界观，以满足这一时期社会整合的需要。然而，由于宗教冷酷无情地扼杀人的个性和窒息人的感性欲望，再加上教会的腐败，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世界观的不满与怀疑。这种依靠宗教世界观来维持社会秩序，实现人与人的社会联合的价值信仰，最终被启蒙运动彻底颠覆了。尼采的“上帝死了”、韦伯的世界“除魅”，其喻意的就是这种价值信仰的崩溃。近代启蒙思想家彻底颠覆了宗教神学预定的上帝崇拜和超现实的或虚构的绝对价值秩序，从而不仅解放了人本身，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人的思想，其伟大意义当然不言而喻。 　　但启蒙运动在颠覆传统形而上学——宗教世界观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后，用什么替代品来弥补它所承担整合社会的价值功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理性。自启蒙后，在科学理性的旗帜下，西方社会高扬主体性、正名世俗功利性，确实实现了社会的快速发展。但现代科学技术的一路高歌，逐渐使现代人沉醉于“科学技术理性”的“偶像崇拜”之中。曾经作为现代人解放自身之手段的科学技术，已然成为了现代人追逐目的本身，作为一种工具性价值的科学技术理性，被有意或无意地夸大成人类的目的性价值。于是“科学技术理性”就被打造成了孕育普遍价值和社会规范的正当性基础，这种“科学技术理性”的崇拜与同样强势无比的发财致富欲望，相互攀援、相互激荡，无情地吞噬了价值理性的合法领地，成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理性形态。 　　但理性的扩张与僭越，特别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日益增强的数量化与精确化的生产方式，把个体纳入到了高度系统化的组织之中，以解放主体为初衷的理性，结果却造成了对主体的奴役，以推动人的自由为愿望的理性反而成为人压迫人的工具。对此，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指出：“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2]看来理性统驭的世界，并没有像当初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到处飘扬起正义与自由的旗帜，也未建立起永恒的人类社会的合理性秩序。在普遍理性的旗帜下，种种不公正的体制和行为规范却获得了正当化的理由。故此，麦金太尔明确指出，启蒙运动的道德谋划已然彻底失败。韦伯也悲叹，启蒙理性一度充满“玫瑰色的乐观”，不料工具理性却打造出一座窒息人性的铁笼把人困于其中。 　　肇始于尼采的后现代主义者们把批判的锋芒对准近代主体性原则打造的理性。他们认为，理性已经发生了扭曲和误入歧途，人类社会的发展已到了“解除理性魔咒”，进入一个以多元为趋向，允许接纳任何差异，向任何所谓的整体与统一挑战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