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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结合”还是理想化现实主义 　　[摘要]从1940年代初到1970年代后期的工农兵文学，所采用的创作方法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是“两结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而是“理想化现实主义”。这种创作方法一方面要求作品一定要表现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另一方面又要求作品集中地、强烈地、典型地体现阶级斗争的形势，呈现分明的阶级阵线和人物鲜明的阶级本质，体现党的阶级政策。“理想化现实主义”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工农兵文学的急功近利性减弱了其文学性；其次，这一创作方法采用了统一的、规范化的认识和运用，以致造成工农兵文学的趋同化和类型化，如果对其允许有不同的认识和处理，是不会影响文学的多样化的。 　　[关键词]工农兵文学；创作方法；两结合；理想化现实主义 　　对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两结合”创作方法，在“文革”之前虽然有过争议，但理论界一般都将其认作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之后至新时期之前我国文学创作方法的标志。而进入新时期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却有不少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有人问：“两结合”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吗？更有人指出：“两结合”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值得怀疑。 　　回首争议的前前后后，一个问题萦绕在笔者的脑际：姑且认定“两结合”是1958年之后中国主流文学（工农兵文学）的创作方法，那么在1958年这一创作方法提出之前，工农兵文学采用的是一种什么创作方法？进而还有一个问题：从1940年代初到1970年代后期的整个工农兵文学有没有统一的创作方法？如果没有，那么该怎样理解工农兵文学的整体性？如果说有，那这一创作方法又是什么？ 　　众所周知，文学的创作方法与作品的形态是直接相关的，因此研究创作方法关系到对整个工农兵文学的认识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对工农兵文学争议颇多的情势下，对其创作方法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两种创作方法的提出以及各自的涵义 　　实际上，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提出之前，工农兵文学的倡导者毛泽东早就提出了他对创作方法的主张。1938年4月，他在对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即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至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反映出他一方面主张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一般的现实主义。他提倡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去描写生活，但这“生活”又不是原本的形态，而是融进了理想的“现实”。他又说：“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基于此，笔者曾把他的主张概括为“理想化现实主义”。1939年5月，毛泽东在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时，又一次重申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重申他所主张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也就是强调现实主义与理想的联系。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创作方法的问题，但是他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这里对“普通的实际生活”和“理想”的强调，也是对“理想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表述。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工农兵文学在初创时期，就有统一的创造方法的指导。或者说，早期的工农兵文学，它所奉行的创作方法是理想化现实主义。 　　至于“两结合”的问题，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时指出：“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这里说的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者“对立的统一”，虽然没有直接说到“两结合”，但“统一”自然有“结合”的意味，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式称之为“结合”的是郭沫若。在1958年4月出版的第7期《文艺报》上，郭沫若发表了就《蝶恋花》答该刊编者的信，信中称毛泽东的这首词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典型的结合”。而更大规模地宣传“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则是周扬，在同年6月1日的《红旗》创刊号上，他发表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对“两结合”作了理论上的阐释和论证。 　　然而，“两结合”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什么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什么相结合？“文革”之前最具权威的解释者是周扬，他特别指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者中，强调的是浪漫主义，而浪漫主义意味着理想，革命的浪漫主义则是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精神和理想。因此，所谓“两结合”，指的就是现实主义所体现的生活的“自然”式样，同浪漫主义的“理想”的结合。也就是说，作品一方面要表现生活的原本形态，另一方面又要体现革命的理想。在当时，人们特别强调理想、想象和夸张。在1960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正式确定了这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