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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为的类型化新探 　　【摘要】法律行为的类型化，绝非只应局限于对单一法律行为的分门别类。分门别类本身不是目的，法律行为的分类只是其类型化的第一步：第二步是法律行为的模型化——即归纳、抽象和提炼出特定类型的法律行为的行为模式。而法律行为的模型化之内在之理源自于法律行为的法定性。法律规范的内在结构尤其是行为模式决定着一般社会之行为人的行为何以成为法律行为；第三步是法律行为模式的类推化——类型化的终点就是类推，类型化的思维就是类推思维。司法过程中必须以规定的条件严格衡量那些被抽象概念所规范的对象。凡是诞生于类型化思维的法律规定，必须强调适用过程中反复将法律与个案对应，权衡和区别个案中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征和没有被法律所描述的特征。进而找到适合个案裁判的，细则或理据。 　　【关键词】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类型化；法律行为模式化；法律行为类推化 　　【作者简介】兰艳，广西财经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广西南宁530003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3—0186—05 　　一、法律行为的模型化——以刑法行为之模型化为例 　　法律行为之类型化，绝非只应局限于对单一法律行为的分门别类，因为分门别类之本身不是目的。这正如在超市进货的过程中势必要对货物进行分类，其货归其位的目的不过是为了销售而已。法律行为的分类只是其类型化的第一步，那么它的第二步就是模型化——即归纳、抽象和提炼出特定类型的法律行为的行为模式。叶必丰教授称之为行政行为的模式化或型式化研究。所谓型式化的行政行为“系指。已经广受实务、已固定化之行政行为，其概念、体系与其他体系相互间关系已经大体具备的行政行为。”法律行为的模型化之内在之理源自于法律行为的法定性，法律规范的内在结构尤其是行为模式决定着一般社会之行为人的行为何以成为法律行为。 　　以“刑法上的行为”构成要件为例。“刑法上的行为”构成要件的模式化或模型化此时表现为一种规范中的行为模式，往往可以轻易地从纷繁复杂的具体事实性行为中概括出类型化的行为要素，这些要素又对识别犯罪起着模型化的作用，并且以构成要件的名义深刻地把握了刑法条文中所描绘的“行为”的特征。一般认为。立法者思维中条理化的“犯罪”源自于对社会一般价值观念的理解和把握。然而，如果不经由外在表达和适用而发挥作用，此种立法思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正是由于对“犯罪构成”进行模式化的犯罪模型应运而生，我们才可据此种模型来检验社会生活中各种行为即可获得是否属于“犯罪”的理想答案。但此答案的获得仍需明确一个问题，即刑法条文、犯罪构成与“刑法上的行为”的关系问题。刑法条文是一种书面形式的宣告，内容是那些反映和体现打击严重侵害社会利益、个人权益的国家意志。在立法阶段，刑法条文是国家以明确的书面形式规定对犯罪行为如何处罚的规范；在司法阶段，这些规范为哪些行为应属于“犯罪”提供了可识别的最终依据。但是，由于刑法条文是概括和抽象的，简单而又笼统的罪行描述，往往不便于其法律适用与选择的实施与操作。因此，法官和法学家们借助生活经验和专业知识将犯罪的已有处理模式类型化和定型化，此种类型化和定型化所体现出的理论解释体系就是“犯罪构成”。尽管我国刑法并无明确将“犯罪构成”写入，但是如果综合分析刑法条文中所规定的罪状就很容易看出其在立法精神上所蕴含的对“犯罪构成”的相关规定。由于“罪行法定”原则的存在，任何犯罪模型的确定都有赖于具体的刑法规范。我们将思维中的“犯罪构成”贯彻于司法中的具体行为的操作模式，使得刑法条文成为识别犯罪的犯罪构成理论。而犯罪构成理论的建构与成熟不仅依赖于立法者、司法者，还有赖于法学家们由此抽象而出的学说理论，从而为纸面上的观念理论转化为司法实践中确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尺度和标识。“刑法上的行为”相对于犯罪原形而言，仍然是一种犯罪模型，尽管同“犯罪构成”一样，也包含着某些类型化的要素。但是也必须看到二者的不同。二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作用和分类上的不同，“刑法上的行为”基于刑法意义上的行为方式比较研究分为“作为”、“不作为”等几种类型；而犯罪构成并无如上分类。另外，“犯罪构成”是法官在进行个案裁判之时的规范性指导，法官以此来寻找具体行为与观念模型之间的通路。因而“刑法上的行为”和“犯罪构成”都是“模型”，都有赖于司法者将其付之于原形中进行比对。这样一来，“刑法上的行为”和“犯罪构成”就同样是以“构成要件”作为载体和反映形式的理论模型，这就是我们视之为模型板块的“构成要件”。 　　二、法律行为之类型化——法律行为的类推适用 　　（一）法律行为类型化之类推化 　　如前所述，规范是一种类型的概括，事实与规范联结的方法是类推。类型与具体事物的趋近有关。因此，当抽象概念式的思考因其空洞不足以掌握法秩序的内在脉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