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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返航的舰队 　　对东瀛四岛而言，1274和1281年的蒙古入侵是一个转折点，它既使日本退出了东亚大陆政治体系，也激发出了日本的民族国家的观念。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爆发出的民族凝聚力，正是滥觞于这两次大战。 　　13世纪，蒙古成为幅员辽阔的世界帝国，在无休止的征伐和杀戮中，他们几乎从未遭遇过失败，而作为一个孤悬在大陆之外的国家，日本凭借海洋的保护获得了近六个世纪的安全，但随着蒙元逐渐占领东亚，情况发生了改变。由于一位皇帝的野心，东瀛四岛在茫然无措间被推向风口浪尖，而这个一意孤行之人，就是元世祖忽必烈。 　　黄金的诱惑 　　1271年，忽必烈建号“大元”，仅三年之后，他就野心勃勃地计划将日本纳入统治。其中的真实动机，今天已无从得知，但从一名外国人的笔记中，我们发现一些端倪：“在那个被称为‘日邦格’（日本）的岛上，有着无数的黄金，皇宫屋顶用纯金制成，地板也敷有两指厚的金子。”写下这段文字的不是别人，正是13世纪的伟大旅行家马可·波罗。 　　事实上在此之前，大陆的统治者们就对日本的金矿有所耳闻。这个国家首次发现黄金是在749年，其中的39公斤后来被送到奈良，用于装饰美轮美奂的东大寺，也正是用黄金，遣唐使得以支付在长安的开销。自宋朝以来，为换取必需品，日本黄金的出口量急速上升，这些都催生了关于“黄金之国”的谣言，它既诱惑着像马可·波罗一样的旅行家，也诱惑着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更重要的是，由于蒙哥和贵由两位大汗的穷奢极欲，在忽必烈时代，帝国财政已是债台高筑。 　　虽然马可·波罗将财富视为蒙军远征的动力，但史学界却有不同的观点，很多证据显示，忽必烈的动机可能极为单纯，因为他相信“天命”，而他的“天命”就是成为世界的统治者。1268年，高丽国王奉命动员了10000大军，并开始建造1000艘战船。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到了此时，忽必烈也从未指明他的目标就是日本。对这位大汗而言，当务之急是入侵南宋，因此在催促朝鲜的同时，海路勘测人员并没有奔赴对马海峡，而是去了朝鲜西南方的岛屿。至于日本，忽必烈知道这个国家仍在与南宋交好，但若能使其提前降服，那么征服中国的工作将会轻松很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通好”的国书被送到了京都：“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国王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虽然威胁被表现得异常隐晦，但无论是天皇还是幕府，都从中找到了很多令人不快之处：天皇被称为“日本国王”，位于“大蒙古国皇帝”之下，此外，尽管与南宋之间没有攻守同盟，但日本对于彼此的经济、文化交流却十分关注，无论如何，他们没有理由背弃这个风雨飘摇中的朋友。 　　1269年，70名朝鲜人和蒙古人组成的使团前往对马岛。这一次朝廷本打算做出回应，但遭到了镰仓幕府的意外阻拦。使节团不甘空手而归，只得绑架了两名岛民前往大都。在被奢华的宫殿震惊后，两人又被毫发无损地送回日本。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忽必烈希望他们大肆宣扬自己的见闻，用蒙古的强大来慑服日本政府，而在此期间，后者也终于开始讨论如何给大汗回信，幸运的是，这封信最终没有发出。事实上，其作用只能是进一步激怒大汗——信中言词激切，并高傲地声称日本拥有“神助”。 　　作为最后的外交努力，赵良弼在1270年和1273年奉大汗的旨意两次出使，尽管有过被日方囚禁的遭遇，但在回国复命时，他还是劝忽必烈不要轻举妄动：“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 　　但忽必烈决心已下，早在1267年，他就急不可耐地要求高丽进行动员，此时他又命令建造900艘军舰。大军应在1274年阴历7月启程，尽管此时与南宋的交战依旧激烈。正如都城中那些大而不当的建筑一样，决定战争的并不是现实的考虑，而是统治者的个人独断，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年代，这种情况可谓非常普遍。 　　从一开始，远征便似乎注定一波三折，由于军备后勤等原因，出发日程被拖延了三个月。虽然九州的博多被选为登陆地点，但在此之前，舰队还要攻克对马岛和壹岐岛，以确保交通线不受破坏。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日方的防御工作是漫不经心的：动员令仅限于九州，而召集起来的武士又缺乏作战经验。尽管根据《元史》的记载，其规模达到了惊人的102000人，但《剑桥日本史》却根据残存的文献判断，当元军登陆时，可能只有4000至6000名愁眉不展的日本人，守卫着漫长的博多海滩。 　　陷落的前哨 　　1274年11月2日（阴历10月3日），远征军从朝鲜南部起航，第一站是九州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对马。11月4日夜，蒙古舰队的侧影在地平线上出现，这一消息立刻被汇报给了当地的最高长官宗助国。武士中爆发出一片喧嚣，因为在接到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