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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女性知识精英家庭观念的嬗变 　　摘要：民国时期女性知识精英家庭观念的嬗变既是对时代主题的回应，又因个人经历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对她们而言，从传统大家庭走入小家庭后，家庭与事业之间的调适与平衡，以及身边男性的思想与行为的转变，都是新的生活经验。她们关于家庭的言说和切身体验均显示出，传统性别制度具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和复杂的实践形态。由于近代中国的女权主义与国族主义结合得较为紧密，当家庭被纳入国族主义论述系统时，女性作为国民之母和男性辅助者的角色被一再放大、反复强调，而家庭中的性别平等议题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民国时期；女性知识精英；家庭观念；性别史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1-0158-06 　　在妇女/性别史研究中，女性言说受到海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重视，因为忽视女性的声音，就无法从更深层次探寻女性主体经验和性别角色认同等重要议题。在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中，学者们纷纷对传统的传记如《列女传》、墓志铭以及近代女性的日记、自传、回忆录等自我书写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探讨，指出了这些文本在反映社会性别文化变迁及女性塑造自我形象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近年来，学界关于女性书写和性别视角下的文学、文化研究对女作家的创作心理和文学艺术作品的性别意涵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受此启发，对于女性言说，既可以通过对言说主体、言说内容和言说语境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同时，也可以关注与之密切联系的男性言说，以便更好地展开性别对话及其分析。 　　本文集中探讨民国时期积极倡导妇女运动，并广泛参与政治活动的女性知识精英的生命经验和自我言说。因为在近代中国社会性别关系调整和重构的过程中，她们身处变革的前沿，是中国妇女运动从男性主导到女性自主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其中邓颖超、李峙山、刘清扬等人对天津乃至全国妇女运动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既着重分析她们对于个人婚姻、家庭、职业等方面生命经验的自我言说，又通过对两性言说的文本互证，来剖析隐含于其中的性别意涵。 　　家庭之中的亲属关系和性别关系与个人性别观的形成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女性知识精英通过对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一言一行的观察和记述，表达了自己对于传统性别制度和文化的认知。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独立谋生、维护女性生存权利的经历对她的影响较大。杨振德的父亲不仅教她读书识字，而且还鼓励她学习中医，既能强身，也可助人。由于不擅经商，杨家在长沙祖传的家业迅速衰败，杨振德便跟随父母到广西南宁谋生。不幸的是，在她14岁那年父母相继去世，她只好依靠自学的中医知识治病救人，聊以糊口。然而，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独立生活并不容易，因此经媒妁之言，杨振德在25岁时成为广西南宁镇守使邓庭忠的续弦，并于1904年生下女儿邓颖超。 　　可是邓庭忠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因此对于杨振德生下女儿大为不满，甚至打算将刚满月的女儿送给别人。对此，杨振德大为震怒，拿起菜刀拼死抗争。最终，杨振德维护了自己以及女儿的权利。不仅如此，她还断然拒绝了邓庭忠给女儿缠足的要求。 　　邓颖超之所以会与天津结下不解之缘，是因为在父亲邓庭忠被革除官职、流放新疆后，杨振德也难以在南宁继续行医。为了谋生，她不得不带着女儿四处闯荡。对于这段经历，邓颖超{的体会十分深刻，并深刻认识到：“我国的习俗，每家妇女老小的衣食，皆依赖男子供给，一旦男子的职业，或有变迁停顿，则全家的生活，一齐困难，甚至流离失所，这种惨状，所在皆有。就是富贵之家，赚钱的人入款虽多，但因全家的奢侈，出款也很不少，一旦赚钱的人有了意外，全家的人已习惯奢侈，不知俭省，以至所入不敷所出，日久坐吃山崩，富贵家的妇女子弟，中途流落不堪的，亦数见不鲜。倘其妇女能就职业，自谋生路，衰颓之中，未尝不可以挽救。” 　　在辗转广州、上海、昆明等地之后，杨振德带着邓颖超来到天津，并且幸运地在邓庭忠同乡所主管的天津长芦盐业局下设的育婴堂内谋到一个医生职位。她们母女不仅由育婴堂提供食宿，每月还可领取10元补贴以维持生活。之后，在朋友的推荐下，杨振德又成为天津女子戒烟所的一名职员，每月工资30元。在谋生颇为艰难的岁月里，杨振德并未放松对邓颖超的教育。她最大的心愿是将女儿送进学校读书，掌握知识和文化。1911年，在女子戒烟所同事――中国社会党党员张星华的帮助下，杨振德在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开办的一所平民学校获得教职，而邓颖超也因此获得了上学的机会。母亲阅读的《生计》《公论》杂志及其与中国社会党创始人陈翼龙或其他党员之间的来往和讨论，使邓颖超对“自由”“平等”等词汇虽然不一定耳熟能详，却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邓颖超在日后倡导男女平权时，对于女性经济独立等问题格外重视，这与其年幼时跟随母亲辗转多年艰苦谋生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如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