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的丧葬观与孝道论.docVIP

李贽的丧葬观与孝道论 　　摘要： 　　李贽在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中，因父亲和祖父去世而两次去官返乡的丁忧守制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其仕宦蹉跎、子女多夭等种种厄运的重要诱因。现实的遭遇，使他对礼制的合理性表示质疑，进而对孝道加以理论思考，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丧葬观和孝道论，这也是他反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李贽；丁忧守制；丧葬观；孝道论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151-06 　　关于李贽的反传统思想，学术界已经有较多论述，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其思想的进步性[1]，对其反传统思想形成的原因，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探讨，但从李贽两次丁忧守制入手分析其孝道批判思想还没有专门研究。丁忧守制对李贽的人生经历及思想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其反传统思想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而且李贽经历丁忧守制后形成的对孝道的理解和认识也是他反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丁忧守制对李贽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的影响，以便探讨丁忧守制对李贽反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加深对李贽思想的研究。 　　李贽（1527-1602年），福建晋江人，号卓吾，自称温陵居士、百泉居士、卓吾居士等，通常被认为是明代思想史上反传统的先驱，是“一位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有着最为孤绝的理性自觉的先知先觉者，是晚明中国前期启蒙运动的思想旗帜”[2]。李贽为官二十多年（1556-1580年），当其处于升迁的关键时刻，恰逢父亲和祖父去世，两次丁忧守制无论对其个人官运还是家庭生活都造成了很大影响。李贽在遭受种种挫折之后，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逆来顺受，而是积极思考“德礼政刑”说教的虚伪与残酷，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丧葬观与孝道论，这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一、 李贽官场生涯中的两次丁忧 　　李贽的家乡泉州，宋代以来贸易发达，到明代商品经济更进一步发展，至晚明时，泉州已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工商业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市民文化的繁荣，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李贽的思想。李贽出身贫寒，其父白斋公，母徐氏，继母董氏，“弟妹七人”[3]。“自六七岁丧母，便能自立”[4]，“自幼寡交，少知游”[5]，七岁开始随父读书，二十岁时开始为生活奔走，“自弱冠糊口四方，靡日不逐时事奔走”[6]。二十六岁参加乡试中举，因为家境贫困，弟妹众多，他放弃了继续参加会试的机会，而选择等待候补，想在家乡附近谋职，以养家糊口、赡养父母。 　　然而苦等了三年，却只得到共城教谕的空缺。共城（今河南辉县）位于河南北部，当时隶属卫辉府，与他的家乡福建相去甚远。这令他很失望，“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反遗父忧”[7]，虽然不满意，但也不得不考虑现实情况，“吾父老，弟妹嫁婚各及时”，“遂就禄”以“迎养其父，婚嫁弟妹各毕。”[8]。他在河南辉县教谕任上共五年。嘉靖三十九年（1560），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但“数月，闻白斋公没，守制东归”[9]，即不幸遭遇父亲去世，不得不归乡守制。 　　时值倭寇侵犯东南沿海，“是岁，福建之倭流劫各州县，加以奸民乘间迭起，遂有大埔之窑贼，南湾之水贼，龙溪之山贼，龙岩之矿贼，南靖、永定等处之流贼，无不蜂起”[10]。在倭寇盗贼横行的形势下，李贽一家人“夜行昼伏”，历经六个多月才回到家乡。到家后他顾不上守孝，就投入了抵御倭寇、守卫泉州的战斗，“墨衰率其弟若侄，昼夜登陴击柝为城守备”。此时李贽家族中共有三十余人，在战乱不断的非常时期生活异常困难，李贽一家人“几无以自活”，“三年服阙，尽室入京，盖庶几欲以免难云。”[11] 　　李贽守孝期满后，携带家眷到北京候缺，然而“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受徒”。在假馆受徒十个多月后，“乃得缺，称国子先生，如旧官”，即经历三年守制和近两年的等待之后，才得任北京国子监博士，这个官职和他丁忧前所任的南京国子监博士品秩相等，俸禄仅可暂且解决一家老小的衣食问题。“未几，竹轩大父讣又至。是日也，居士（李贽）次男亦以病卒于京邸。”[12]尤其因祖父逝世，他必须再度回家守制三年，好不容易等来的官职只能再次放弃。 　　鉴于前次带家眷回乡守制不仅花费大，而且有很多羁绊，所以这次李贽把妻儿留在他曾当五年教谕的辉县，原因不外此处生活费用比北京便宜，而且有朋友帮忙照料妻儿。此次李贽回乡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安葬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亲，“吾先曾大父大母殁五十多年矣，所以未归土者，为贫不能求葬地；又重违俗，恐取不孝讥”，故“此归，必令三世依土。”[13]他把朋友赠送的赙金分为两半，一半用于在辉县给妻子购买田地，一半用于回家安葬三代先人。 　　在第二次的守制之中，李贽的家庭又遭遇变故。在辉县，“时有权墨吏吓富人财不遂，假借漕河名色，尽彻泉源入漕，不许留半滴沟洫间”，又遭遇旱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