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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权利与儒家的德性 　　一、德性或权利？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迷恋权利的时代。不但在企业组织和工会中，而且在我们的学校与邻里之间，我们都会听到：“我的权利，不是我的责任”，“我的权利，不是我的义务”，以及“我的权利，不是我行为的后果”——我的权利，而当我的自私的生活方式崩溃的时候，你会承担起责任么，你会理会我的义务么，你会克服我的行为的后果么？ 　　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会对这种态度感到惊诧。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它正在成为一种公认的日常生活的观点。在哲学领域，我们听到这样一种主张：撇开权利，我们就无法做道德哲学——“一种不以权利为基础的而又为人所普遍接受的道德理论是不可能存在的”。观察一下当代社会伦理学各种典型的模式。我们就会感受到人们狂热地热衷于权利和诉讼的热度。道德问题之被提出、争论及解决，所依靠的单单只是权利这一准法律术语。在当代，权利是这样一种占支配地位的道德价值，以致于不但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问题，而且连人类与非人类主体之间的问题也要按照权利的观点来看待。正如理查德·摩根（Richard Morgan）新著的标题所示，我们正生活在一种“权利产业”的支配之下。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我有意轻视权利在我们的道德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本文中，我所想要提出的问题在于权利运用不当之危险，易言之，在某些不合适的情形之下，个体顽固地坚持权利或许会有导向“作错事的权利”，或者“严重麻木不仁的权利”的危险。 　　与基于权利的自由主义道德形成对照的是，儒家提供了另一种根本不同的道德图景。作为一种基于德性的道德，儒家所重视的不是权利上的要求或自作主张，而是关怀与仁爱之德性。儒家道德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不在于一个人要作为独立自主的存在者而存在，而在于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君子）。与权利优先于善的自由主义不同，儒家则认为成为一个好人优先于做一个权利的主张者。 　　儒家认为自作主张不利于维护社会和谐。在儒家伦理框架中，被认为具有第一位重要性的不是程序正义或者个体权利，而在于成为一个仁者。儒家所要构建的社会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的集合体，而是一个由道德的个体所组成的集合体，这些道德的个体处于与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之间的和谐的关系之中。因此，儒家强调德性相对于权利的优先性、实质正义相对于程序正义的优先性，以及共善相对于合理利己主义的优先性。总之，儒家关注的不是一种自主的道德，而是一种和谐相处的道德：不是个人主义，而是一种有机的整体论。 　　无论是基于权利的道德（rights based morality），还是儒家的基于德性的道德（virtue-based morality），我们都会在其中发现极端的情形。照儒家的看法，对于维持与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言，谦逊与仁慈之德性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正如乔尔·费因伯格（Joel Feinberg）所指出的，“在适当的情形之下，一个人拥有某种权利而不去要求行使这种权利就是缺乏生气或者愚蠢的”。另一方面，照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拥有权利是件好事，因为它使我们能够“以人的方式而存在”。然而，在某些不适当的情形下，坚持权利并非必然地会帮助我们“以人的方式而存在”，反而导致我们成了冷血的“权利狂”。在某些时候要求权利并不会展现要求者的自尊，相反，“它所暴露的只是他对于其所看到的一个严重麻木不仁的、对抗性的世界的放纵的恼怒”。 　　即使在适当的情形中也从不坚持权利的人在道德上是奴性的，而对于坚持权利太过热心的人，在某些时候，在道德上就是麻木不仁的⑨。这两种极端的道德观点能够调和起来吗？儒家基于德性的道德与个体权利之间是可以调和的吗？换句话说，儒学能够在保留德性的实质内容的同时，将个体权利纳入到其伦理学框架之中吗？反过来。一种基于权利的道德在其伦理架构内部能够接受社群主义的德性而不丧失其保护个体的自主和自由不受任意干涉之功能吗？ 　　二、自由或共善？ 　　基于权利的道德与儒家基于德性的道德在当代韩国的争论可以追溯到一个更深的根源——对自由和共善的不同强调，而这二者则分别是西方自由主义与韩国儒学的出发点。 　　自由主义是一种将自由作为其它价值之基础根源的道德与政治论点。自由主义者争辩说，所有（道德的和政治的）价值和原则都源自于最终的自由之根源。作为一种对有利于自由的假设的支持，自由主义者赞同不干涉原则。没有正当的理由，任何人都不应当干涉他人——而如果一个人没有妨碍他人，那么他就可以做任何事情。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刑事）法律的目的仅仅在于防止个体之间相互伤害。道德的目的仅仅在于通过最大限度的不干涉，来确保行为与选择上更多的选择权，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目的。 　　自由主义者将所有相互竞争的生活图景都看作同样的好。一个人只要不伤害他人，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那么他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可以其喜欢的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