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话语霸权与文言话语霸权.docVIP

白话话语霸权与文言话语霸权 　　摘要：文言话语霸权与白话话语霸权在中国文学史上交替出现，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文言话语霸权统治着文学领域，并且对白话文学的发展进行压制，极大地阻滞了文学的发展。而在文学的现代转型后，白话话语霸权反过来取代了文言话语霸权的统治地位，令现当代文学史变成了残缺的文学史，现当代的文言文学及古体诗词被打入冷宫，长期不被现当代文学史接纳，陷入了生存困境。文学史上的这种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甚至文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话语霸权的危害性，打破一家独尊的话语霸权，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反对偏激的话语霸权，促成多元共生的学术话语新格局。 　　关键词：文学史发展；文言话语霸权；白话话语霸权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1-0124-05 　　一、文言话语霸权下的古代汉语文学 　　事实上，文言话语在中国古代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换言之，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汉语文学，是在文言话语霸权的大背景下存在的。 　　文言话语霸权的确立大致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自秦统一后，文言作为官方书面用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文言话语的霸权地位绝非虚谈，而是有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作为其坚实的后盾。从《诗经》到《楚辞》，从《论语》到《庄子》，从《史记》到《清史稿》的二十五部史书，古人包罗万象的文化遗产都凝结在了文言文之中。 　　而文言话语霸权在古代的形成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儒家思想与统治阶层的共谋。具体表现在“宗经”传统和“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的影响。“宗经”的思想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早在《汉书》中便已有“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之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明确地提出了“宗经”之要旨，并将其作为论文之关键。“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指出圣人经典是文章的最高典范，也是后世文章的源头。儒家话语掌握着中国古代主流的话语权，而儒家话语的主要建构方式就是“依经立义”，“综观中国历代学术的发展，尽管条流纷糅、学派林立，但无论经学、玄学、理学、心学、朴学，其最根本的意义生成方式都是依经立义，就是宗经”。文言话语作为儒家元典的载体，其霸权地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文言话语霸权的确立和“宗经”、“依经立义”文化规则的确立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第二，文言系统本身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文言作为书面语，其话语系统的稳定性首先源于其完备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不随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变化。此外，文言简练，具有“文约而意丰”的特点。短短数语便能包涵深远的意蕴，这与中国古代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方式有关，因为“强调意义的不可言说性始终是中国文化一个潜在的、深层的文化规则”。再者，在古人眼里，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是最为典雅的，是上层阶级的话语方式，而白话一类则落人俗流，成为市井之言。这种文言之为“雅”，白话之为“俗”的文学观念和价值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文言话语的霸权地位。第三，文言话语作为官方的思想文化形态，儒家文化已经渗透到从古人物质生活到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文言话语传递着“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等观念，成为巩固统治的工具。《文心雕龙·原道》中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认为“文”之功用便在于阐明道义、弘扬教化，而这正是统治者顺民抚民所需。统治阶级将“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通过文言的话语方式深深植人民众的意识形态中。在教育上，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以文言的方式，对学生自幼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在人事上，以科举制度作为官员选拔方式，使文言成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总之，统治阶级以多种途径使得政治权力与文言话语权力捆绑一体，成为文言话语霸权的强大支柱。 　　此外，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侵扰。西方话语在近现代时期才得以涌入国门，在此之前文言话语的霸主地位极少受到外来因素撼动，自然得以巩固。 　　中国古代是文言话语霸权的天下，但作为非主流的白话并非不存在。那么在此背景之下，白话文学的势力又如何呢？胡适曾以《白话文学史》一书专为白话撰史，给予白话文极高的评价，还在《自序》中将其定为中国文学史正宗：“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固然，这一研究方式未免有失偏颇，但也确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此仅举出唐代的白话诗派和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为例，说明文言话语霸权下白话文学的成就。 　　说起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