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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焦虑与建构 　　摘 要：回忆性的童年书写在新时期后期蔚然成风，这种童年书写的繁荣与时代文化的转型和文学的嬗变密切相关，映现出普遍存在于创作主体内部的认同焦虑，也反映出他们对生命家园与文学本体的反思和追求。这种亲近自身存在的“寻根”式文学选择是对其主体建构困境的一种内在突围。 　　关键词：童年书写；转型；认同焦虑；主体建构 　　作者简介：谈凤霞，女，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儿童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英儿童文学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0YJC751077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6-0134-06 　　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催生了关于童年的文学书写，20世纪20年代诞生了首批歌颂童心、眷恋童年的抒情性诗文，而童年书写的第二波则发生在三四十年代主流文学的边缘，主要是京派作家和东北作家群的乡土童年书写。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这一带有个人忆念情怀的童年书写基本中断。直到新时期之初，朦胧诗人对童年的歌吟才续上了五四之初对童心的倾心。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新时期后期”1，一批作家在小说中大力书写个人乃至私人性的童年成长经验，回忆性童年书写逐渐发展成为一片绚丽多姿的文学风景。这种童年书写的繁荣与时代文化的转型和文学的嬗变息息相关，映现出普遍存在于创作主体内部的一种空前的认同焦虑与努力寻找心灵“灯塔”的自我建构。 　　一、文化转型中的认同焦虑 　　中国社会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随着政治束缚的逐渐松绑，对“人”的关注日益突出，80年代初兴起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发展为关于“主体性”的讨论，人的价值、个性和自我等成为热门话题。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观念和文学作品被大量译介，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等的哲学思想广为传播，80年代初“大写的人”的历史主体意识开始转向“个体”、“生命”、“存在”等维度。90年代市场经济轰轰烈烈的发展进一步淡化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人的影响，推进着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化”时代的到来。物质文化时代带来了个体的解放，但同时也开始了另一种对人的异化：人被物质所奴役。物质大潮推动着精神的瓦解，“人的理想”也趋于没落，价值沦丧，当历史的总体性趋于分裂之后，现实的本质也难以确立，社会和人都遭遇了“碎片化”。 　　20世纪末的社会文化“破碎”形态与新时期的“分化”形态一样给人们带来焦虑感，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分化”的社会是从政治统一中分化，寻找“人”的独立人格地位、寻找新的价值依傍而产生的主体建构焦虑，属于以个人的焦虑为特征的现代主义范畴；而“破碎”的社会文化形态则带来了价值全面粉碎以后的“主体性的黄昏”，个人丧失了对现实社会主动介入、参与的主体扩张式的意向动力和实际能力，能做的只是退回自身，出现了主体非中心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面对无根和异化状态，认同焦虑日益明显。自我认同的焦虑源于文化认同的现代危机：对传统价值意向发生动摇、断裂导致的理想失落的危机以及在价值重新定位过程中因无可依傍而致的精神悬置的危机。在外界已经无可认同之际，只有一条道路——返回自身、返回记忆中去寻找自我。自我认同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我是如何成为现在的自己的？我能否在自己过去的生活中找到前行的启示？正是在这种普遍的认同焦虑中，回望性的童年书写喷涌而出。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中童年书写沉浮起落的轨迹，可以发现，各时段童年书写的产生都源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对生命主体的追寻，即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的存在叩问。作家生命意识、个体意识的强弱决定了童年书写的浮沉。新时期后期走向繁荣的童年书写凸现了这一成因。这类书写是据于自我意识的“自身亲近之存在”[1]（P1），与创作主体的生存困惑紧密相连。在某种社会文化逼迫下产生的认同危机中，人们往往通过反观生命来处来辨明自身，作家们通过童年书写对自我在历史（包括社会历史和个人历史）的位置进行价值确认。因此，童年书写反映出创作者对个人主体性的追求。这一写作成因亦可从反面得证。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以及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时期的文学中，童年书写几乎销声匿迹，原因在于这些时段（或地域）的文学所强调的是为工农兵或社会主义服务的大众文学，强调集体性的政治话语，身处这种文化场中的作家在身份认同上有着自觉或不自觉的权威服从或集体性依傍，与社会主流文化没有分离的焦虑，因此这种个体性匮乏、自我意识缺损的状态不可能产生基于个体生命追问之上的童年书写。只有在对长期依傍或占据主流的价值意向失去信任或发生分离之时，人们才会对“我是谁”及自己的来处和去处这一身份归属问题产生疑问甚或焦虑。深切体验这一焦虑的人们因而更会自觉地回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