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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摘要]中国古代的士、士人即是知识分子、知识阶层，他们是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价值、准则（道）的坚守、维护者，因而具有自觉的使命感、责任感，以“任重道远”自策、自勉。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主要表现在文化传承、社会批判、道德教化、匡救社会危机诸方面。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为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继承，但与古代传统士人相比，中国近代以来新型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又有了新的内容、要求。 　　[关键词]士人 使命感 责任感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5-0036-05 　　中国古代的“士”、“士人”，简言之即是知识分子、知识阶层。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即古人说的“士君子”）以坚守、维护社会基本价值、基本准则（“道”）为己任，是一批具有自觉使命感、责任感的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不仅为同时代的世人所称道、景仰，也深深影响了近代以来的新型知识分子。 　　一 　　士、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群体，故本文先对士的产生、演变作一简要回顾。在商周，士是负责各种具体事务的最低一级贵族。这种士，史界多称为“贵族士”。到春秋时代，士的地位、构成开始发生变化。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随着旧制度逐渐瓦解，旧贵族的地位不断下降，而一些平民的地位则因社会变动得以上升。于是，士这一介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阶层，人数不断扩大。而且，士的构成也逐渐多为知识人，这同社会变动过程中的文化下移有直接关系。自周室东迁之后，周王室日渐式微，周初的一些封国也先后灭亡。于是，“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局面一步步被突破，出现了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状况。乡校与私人办学的兴起，使长期被“官府”垄断的知识文化流布于民间。这样，就出现了一批有知识才能且有信念、理想的新型士人，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由于社会有需求，这批新土人队伍不断扩大，成为与农、工、商并列的“四民”之一，且成为四民之首。 　　新士人的产生，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变化的产物，而赋予新士人灵魂、品格、理想的则是孔子和原始儒家。他们是特殊士人精神的塑造者。正是他们提出了理想士人的标准，这些标准为后世优秀士人所坚守，成为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 　　孔子和原始儒家对士的根本要求是使自己终身成为道的坚守、维护、弘扬者。《论语》一则言“志于道”（《论语·述而》），再则言“士志于道”（《论语·里仁》）正是此意。“士志于道”就是说，作为一名真正的士，应终身不懈地向往、追求、维护道；而且，由于“人能弘道”（《论语·卫灵公》），士又应是道的弘扬者。总之，真正的士是离不开道的。 　　所谓“道”，简言之即社会的基本价值、基本准则，它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得以正常运转并发展的根本保证，所维护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自然，孔子所说的道乃是那时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孑L子和原始儒家要求士志于道，即是要求士成为那时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维护者。所以，孔子和原始儒家从一开始塑造理想士人，便赋予他们使命感、责任感，勇于承担责任的担当精神。 　　二 　　孔子和原始儒家认为，由于道要靠士去贯彻、落实、维护、弘扬，因此，士首先应是一个自觉接受、拳拳服膺道，能将道落实为自身实际行动的人，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所以，孔、孟、荀对士应具有的品德作了多方面的说明。为节省篇幅，下面主要举《论语》为例。 　　子贡问日：“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砼硁然小人也！抑亦可以为次矣。”（《子路》）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矣。”（《子张》）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 　　《孟子》的相关记载有：“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能为”（《孟子·梁惠王上》）。苟子在《非十二子》篇中将士分为从政的“仕士”和在野的“处士”。荀子认为，“仕士”应是“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富”当作“可”，可贵系指道德），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而“处士”则是“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著是”当作“著定”，意为有定守而不随流俗）。 　　孔、孟、荀对士的要求虽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