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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谭嗣同批判荀子的成因 　　[摘 要]甲午中日战争后，在维新派中出现了一股批判荀子的思潮。其中谭嗣同的批判论调最为激烈。他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一，受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的强烈刺激，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一名中国传统士人转变为一名积极学习西方的维新志士，开始清算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君主专制体制，谭嗣同批判荀子正是出于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需要。二，受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影响，谭嗣同把孔子孟子的思想作为中国民主平等思想的来源，他要在孔孟之后的儒家体系中寻找篡改孔孟思想、尊崇君主专制的元凶。三，荀子思想本身存在缺陷，其儒学思想是以君主专制主义为取向，推崇礼治。这成为谭嗣同批判荀子的学理依据。 　　[关键词]谭嗣同；荀子；君主专制主义 　　在成书于甲午中日战争后不久的《仁学》中，刚刚经过思想巨变的维新志士谭嗣同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又是和批判荀子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荀子是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上的始作俑者。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谭嗣同批判荀子的成因。 　　一、甲午中日战争的影响 　　1895年，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给中国传统士人以前所未有的巨大震撼。他们中的一批人开始彻底扭转思想，真正反思现实并走出中国传统的束缚，坚定地踏上了学习西方的不归路，中国近代思想的转折由此开始。正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1）在这个转折中，一批中国士人彻底丧失了对中国传统君主专制体制的信心，并开始清算和批判这个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因此，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追究谁对君主专制主义负理论上的责任便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前，中国思想界在西方入侵和内部民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影响下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其中也萌发了一些批判现实、要求变革政治、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只是极少数人的个别想法，根本没有构成一种足以影响社会、波及政治的思潮。中国的多数士人基本上没有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体制产生怀疑，更谈不上批判和否定君主专制主义。绝大部分士人关心的是个人仕途，根本没有什么危机感，国家民族的命运还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而且士人普遍鄙视学习西方，坚持华夏中心论。他们对发生在此时期的巨变感知甚少，仍生活在传统之中，以传统的目光审视一切。这一时期的谭嗣同认为：“今之中国，犹昔之中国也；今之夷狄之情，犹昔之夷狄之情也。立中国之道，得夷狄之情，而驾驭柔服之，方因事会以为变通，而道之不可变者，虽百世而如操左券”。（2）可见他仍然秉持华夷之辨的旧理念。谭嗣同在谈及他思想转变前对西学的看法时说：“嗣同少时，何尝不随波逐流，弹抵西学”。（3）此时期的谭嗣同和中国绝大部分士人一样，还沉浸在传统理念中不能自拔，排斥西方文明，不知道中国已经落伍。 　　甲午中日战争成为扭转中国士人思想的关键。中国这次竟是败在曾是自己的学生、一向为中国人所看不起的岛国日本手中，而且战后签订的条约又是如此的苛刻。中国在东亚中华文明圈的中心地位彻底丧失，亡国灭种的威胁摆在了国人面前。中国士人仅存的那点民族优越感不复存在，一下子陷入极端的恐慌和愤怒之中。这一奇耻大辱极大地促成了中国士人的真正觉醒。谭嗣同的思想也正是在此时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他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体制。1894年谭嗣同正好三十岁。这一年是他人生的分水岭。谭嗣同说：“三十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辞章”。（4）“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5）三十岁之前他专心于中国传统学术，三十岁后他专心于西学。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彻底改变了谭嗣同的思想，他说：“经此创钜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6）中国士人一旦发现自己所依靠的传统文化和体制是如此的不切实用，思想的转折和巨变顿时促成。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士人中的先进分子开始真正下决心与传统决裂。他们彻底丧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的信心，他们认识到要想避免亡国灭种的厄运就必须抛弃传统，下定决心学习西方，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要求改革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体制，并从思想上批判和清算君主专制主义，引入西方的民主平等思想，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在维新派中，康有为的见解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中国败于日本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他说：“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7）康有为明确指出：“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8）此时经历了思想巨变、加入维新变法队伍的谭嗣同认同康有为的观点。谭嗣同认为君主专制制度是造成近代中国被动局面的罪魁祸首。他说君主专制之“祸为前朝所有之祸，则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