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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原则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体现与运用 　　摘 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以《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两大支柱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框架。但是，就目前来看，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已经陷入停滞不前的僵局中，基于民主原则建立的国际组织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限制”。如何基于民主原则削弱相对“国家主权”的力量而推动全球治理，是一个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 全球气候 国际合作 全球治理 民主原则 　　作者简介：杨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9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240-03 　　多极化格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跨国犯罪、毒品走私、疾病等，逐渐凸显，传统安全问题重要性下降。国际领域内安全问题重心的移动和主权国家行为体力量的有限性，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需要各国间的协商和沟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以《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两大支柱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框架。但是，就全球气候治理的效果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源集团国家和资源稀缺国家、干旱国家和气候适宜国家、直接受损国家和短期内影响较小国家，由于气候变化对本国影响的大小和紧迫性等原因，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的不作为和作为小和发展中国家“无力作为”，直接受影响国家的积极作为和短期内不受影响国家的消极作为等等构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体制的复杂矛盾。 　　当前全球治理问题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民主的赤字”问题。缺乏民主的信任被托尼?麦克格鲁视为全球治理体系核心存在的致命的缺陷，因为这个世界共同体存在着高度的非代表性，以及权力、影响、机会与资源的极度不平等。国际社会中有许多国家的经济基础、行政手段和政治结构都不合格，甚至根本不存在。全球治理过程是一种“城市、国家、地区和全球网络式的民主结合的政治秩序。在这样一种秩序中，自治原则将在多样的权力点上，在跨越多样的空间内得到巩固。”因此，在全球气候问题上的治理主要是各相关行为体在政治领域内民主整合的过程，各行为体扮演各自确定的角色。这种“民主”原则涉及参与主体多样性、参与渠道的有效性和角色定位的公平性。 　　一、参与主体的多样性 　　自20世纪70-80年代起，由于全球性问题及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出现和国际格局的调整，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国家和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偏离正常轨道，国家越来越显示出其能力的不足，国际之间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斗争日趋激烈，由此使人们陷入了对国家能力的深刻的信任危机。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多国之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以及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协调、沟通与达成共识，进而通过集体行为的方式促成多领域合作，成为世界政治发展的主流。 　　国家间政府主导组织、区域性国家组织在面临重大全球危机时产生或发展，G7扩展为G8在扩展为G20，亚太经合组织将气候变化纳入讨论，并着手制定相应合作机制，联合困大会通过决议召开的三次全球环境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联合困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机制、联合困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在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国际社会信息交换的不对称，使得非国家行为体迅猛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公民自治提供了新的沟通方式和更广阔的平台，使跨国社会运动和联合自治成为可能。非政府组织进一步推进了治理过程的民主化它满足了公民日益增长的自治需求，而公民通过加入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则增强了治理过程的民主化。这些非政府组织通过为国际决策提供相关信息、倡导新的国际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如可持续发展等、利用国际舆论给国家和国家社会施压等方式，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治理中。同时，作为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气候变化与国际经济产业格局和分工体系紧密联系。从农业生产到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从资源丰富国家“低价”进口能源资源到本国发展高新尖技术工业，自然资源丰富国家绝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初级工业发达、发达国家多依靠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资源而塑造的国际经济产业和分工格局，经济利益集团、跨国公司、工业寡头通过国内政治制度所确立的原则和方式，如赞助总统候选人、游说国会议员、建立环境保护基金等等，参与到国际气候变化治理中来。在国家层面，每个人应有适当的途径获得有关公共机构掌握的环境信息，其中包括关于他们的社区内有害物质和活动的信息，而且每个人应有机会参加决策过程；各国应广泛地提供信息，从而促进和鼓励公众了解环境和参与环境事务。 　　总体来看，由于全球气候变化这一问题的特殊性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国际组织和团体的推动下，参与主体逐渐由传统国际治理主体――国家扩展到包括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利益共同体或国际组织、相关国际组织或国际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