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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文书语言的中性与司法人员的理性 　　由于对犯罪分子的愤恨与憎恶，社会舆论在报道有关的案件时，经常使用带有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语言;并且，我国的在刑事诉讼之中一直以制裁犯罪为侧重点，中国封建社会之中实行的是人治，而人治的基础在于德治，又由于行政、司法、教化等权力集中，审理案件的官员往往还负有“教化”的职责，古代官吏的判词中往往带有对道德的评判内容，因此感情色彩很重。受此影响，现在的刑事诉讼中，司法文书(如起诉书、判决书等)中出现感情色彩非常强烈但非法律术语的现象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比如“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等词语不仅频繁地出现在社会舆论中，而且还经常出现在恶性刑事案件的司法文书之中。但是，由于社会舆论与刑事诉讼有着根本的区别，那么说，在司法文书之中使用感情非常强烈的词语是否符合司法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呢? 　　在法治社会之中，法律与道德作为调整社会行为规范的两个不同的范畴，其本身有着不同的运行、评判规则。虽然在两个范畴之中的评判上，都要对当事人的客观行为及当事人的主观意志进行描述、分析，但当事人的客观行为与主观意志在两个范畴评判中各有其侧重点。道德评判中，对于当事人行为描述、分析仅仅是为了显现当事人主观意志中的“善”与“恶”心理状态，从而对于当事人的道德高尚与卑鄙进行评判，评判的标准侧重于当事人的主观意志;而法律评判中即刑事诉讼中，也要对当事人作案的主观意志的进行分析，但这种分析的目的在于根据当事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主观上的恶意的大小从而确定对于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进而仅仅作为法律评判的参考，评判的标准侧重于当事人的客观行为是否触犯了刑法以及应当受到何种刑罚。对于道德的评判主要由社会舆论来完成，使得人们惧于社会舆论的遣责而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而刑法的评判是由司法人员根据既定的刑法规定对于罪犯进行刑事处罚，并且利用其对犯罪行为的刑事制裁形成震慑作用，防止或者说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司法职业与社会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在某种客观的事件发生之后，社会舆论工作者通过自身的感情对当事人的伦理道德予以评判，表现为是社会舆论工作者对于该事件的感性认知，因此只有使用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语言才能够将人们对于犯罪分子的憎恶与愤恨、对道德败坏者的遣责充分表达出来;而司法人员只是对于具体的案件作出法律上的评判，确定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是否触犯了刑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触犯了刑法、应该受到何种刑罚，从而得出公正、公正的裁决结果。而做出公正的裁决需要的是针对个案理性地理解、执行法律的过程，而对于法律的理性阐述并不要求感情色彩有多么强烈，而是反应在司法文书中所具有的法律理性上，表现为通过对证据的严密的逻辑分析以认定事实、通过准确地理解适用法律以定罪量刑，通过司法人员的理性追求社会的相对公正，并且司法文书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使得社会对于裁决结果的公正性产生认知感，从而达到社会相对公正、维护司法机关在协调社会关系中的权威作用。 　　现在我国进行的刑事诉讼改革，突破了中国封建社会过于强调对于犯罪行为的刑事制裁，对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在刑事诉讼中，通过公平、公正审判以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与刑法的实施并重在法律界也已形成了共识，这无疑对于保障人权、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法治社会与人治社会的最大区别在于：在法治社会，对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公平公正地进行审判，只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以人们的情感作为裁判的依据;同时由于司法人员毕竟都是由人来组成的，完全避免司法人员个人的情感对于裁决结果的影响、做到绝对的公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但应当尽可能避免人们的情感尤其是司法人员自身的情感对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影响、以实现社会的相对公正，即司法人员只能以法律职业的理性而非普通人的情感履行职能才能保证刑事诉讼的相对公正性，并且充分发挥出司法机关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的权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根本上保障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在履行职能时尽可能地抛弃作为普通人的情感、增强作为法律工作者的法律理性就成了司法人员的一种基本的职业道德。但是，如果在司法文书之中使用感情色彩特别浓厚的词语，带有情感色彩的文字恰恰反映出了司法人员在履行职能时自身受到了感情上的影响，既个人的情感代替了或者说影响了法律的实施，从而使社会意识进一步有理由怀疑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公正性，并且破坏了司法机关在维护社会公正中应有的权威作用，这与法律职业者的职业道德要求是相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认为，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在刑事诉讼中的司法文书时应当避免出现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而应当多使用带有中性的词语。 　　另外，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而言，刑法分则的条文之中只规定了“情节(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作为选择较重的量刑幅度及从重处罚的依据，而并没有规定“民愤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