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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PISA热引发对考试文化的冷思考 许 苏 上海学生在2012年PISA测试(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再夺第一的消息，经过社会各界及媒体的持续“发酵”，热潮渐渐消退，是时候做一些冷静的思考了。 就其本质而言，PISA测试不是奥林匹克竞赛，也不是选拔优秀人才的考试，而是为了解各国教育实践和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而设立的国际研究，其宗旨是帮助各国了解其 学校系统在质量、公平和效率方面与全球总体水平的平衡状况，其目的是改进教育政策而不是筛选学生。上海学生2012年PISA成绩优异，以数学613分、阅读570分、科学580分，在65个国家(地区)中位居第一。稳居榜首的成绩再次印证了上海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客观地认识上海教育乃至中国教育的现状及价值。 最近，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其网站上刊发了汤姆·拉夫莱斯教授的一篇文章，质疑上海参加PISA测试的学生样本，其主要观点是：上海官方提交的10.8万名15岁学生数是错误的，漏掉了12万或者更多的打工者子女。对此，张民选教授及时作出回应，指出拉夫莱斯的数据仅是根据发达国家的人口年龄比估算出来的，是一种主观臆断。 但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上来说，拉夫莱斯对中国PISA成绩的误解，源于其对东方文化传统与中国教育现状的不了解。 作为一种科学的教育测评系统，PISA 成绩的客观性毋庸置疑。上海地区2012年PISA测试再次取得好成绩，说明上海近年来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卓有成效。这样的成绩，也离不开一代代怀揣理想、遵循规律的教育实践者的努力耕耘和长期坚守。但同时，把这一成绩置于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下去考虑，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教育长期以来特有的“考试文化”。 “怎么考”决定着“怎么教”、“怎么学”，这是我们的学校教育中一种普遍现象。以数学教育为例，一位中国数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的专家曾言，自己接触数学教学多年，只听到两位老师敢宣称自己在授课时“只教基本概念和方法，不归纳题型”，而“胆敢”这样做的两位老师都是著名特级教师，有着很高的教学水平。即便如此，其中一位老师还是很遗憾地提及，她的一个学生曾无奈地说，老师，我很喜欢听您的课，可是我要应对高考，所以只能选择去别的班听课。 根深蒂固的科举文化影响、激烈的教育竞争和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都致使人们把考试看作决定前途与命运的关键因素，进而使考试成了教育的主要乃至唯一目的。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出现了一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以成绩目标取代“育人”目标，教与学的内容和方式不是围绕“育人”进行，而是紧跟考试的步伐。教师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教学生各种题型的解题思路和技巧，以便在考试中拿高分。因此，整日浸淫于“题海”，就成为大多数中国学生最日常的学校生活状态。 因为训练有素，尽管PISA测试在命题上新颖，贴近实际生活，但对精通考试之道的我国中小学教育而言，熟悉：PISA题型是很简单的事情。同时，PISA仍是有一定题型的纸笔测试，这也正是中国学生的长项，实在是想不拿高分都难。相对而言，欧美国家的教学目标与实施较为多元，学生除应对考试外，大量的时间用于运动、阅读、社团、思考、实地考察、项目实践、动手操作、撰写论文等。他们在纸笔测验训练上投入的时间、精力，远远低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自然在PISA测试中难以出现大部分人都拿到很高分数的现象。 所以，取得好成绩不是坏事，但不能过于乐观，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付出的代价：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好奇心、求知欲缺失，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缺乏，等等。中国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不争的事实，但现实是谁也不敢不做，谁也不敢少做，不敢放弃题型总结和反复操练这些“法宝”。2012年的PISA数据同时显示，上海学 生作业时间平均每周13.8小时，高出0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作业负担世界第一。 中国童蒙经典《三字经》中写道：“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对儿童的培养规律说得很明白，幼年首要的是道德品行的培养，要注重让儿童增长社会阅历，然后才是算术、语文等知识学习。但现在我们的做法正相反，学习语、数、外已经让孩子们体力精力透支，哪里还有力气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去进行社会实践。反观PISA测试成绩同样优秀的芬兰教育，他们给予学生的自由让我们难以置信，比如，芬兰学生在高中毕业前没有正式的考试。在小学阶段，学生的评价结果仅来自于教师的测验报告卡，具体包括学生在哪些方面表现优异，哪些方面需要加强训练，学生有哪些进步，哪些天赋，等等。没有分数，没有名次，也没有硬性功课，但相信孩子的能力，鼓励孩子进行各种尝试和探索，展示自己的天性和思维能力。学校和教师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好孩子们的潜能。 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教师的生存与发展也与考试、分数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