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居民婚姻匹配和家庭收入变动：1991—2009.docVIP

城镇居民婚姻匹配和家庭收入变动：1991—2009 　　摘要：文章利用1991～2009年的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考察婚姻匹配对第一阶段（1991～1997年）和第二阶段（2001～2009年）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绝大多数分位数上，同质性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多数分位数上婚姻匹配对第二阶段家庭收入的影响系数大于第一阶段，说明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深化，同质性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所起的作用逐渐增强。此外，跨期的家庭收入变动分解结果表明同质性婚姻匹配是家庭收入跨期差距的重要原因；尤其在低收入分位数上，同质性婚姻匹配对跨期收入差距的贡献更大。 　　关键词：婚姻匹配；家庭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6-0039-08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变动及其影响因素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对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进行了深入研究[1～2]。虽然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以及家庭所在的地区都是影响居民家庭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但是婚姻匹配也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婚姻匹配，即“谁与谁结婚”，是指人们在择偶时遵循从相同或相似的阶层群体内挑选配偶这一婚配模式[3]。随着市场化过程的逐步深化，为了应对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市场和高度分化的社会环境，为未来的家庭和孩子创造尽可能好的生活条件，我国的婚姻匹配模式在过去几十年来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择偶双方的自致性匹配（如教育等人力资本）呈明显而稳定的上升趋势，而先赋性的匹配（如家庭背景）呈现倒U型的小幅度波动[4]。这种自致性婚姻匹配的上升会导致家庭内部结构发生变化，高-高学历、低-低学历的同质性婚姻匹配数量将会增加，这无疑会给家庭收入造成重要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系统的研究来分析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国外有关两者关系的文献较多，但持有的观点有差异。贝克尔（Becker）指出婚姻匹配会降低代际间内部特征的变动，但正向的婚姻匹配会增加不同家庭的收入差距[5]。巴迪特（Burdett）认为拥有相似特征的个体在婚姻市场中会自主地将自己划分为不同的阶层，他们在寻找配偶时按照这一阶层标准，其结果是个体仅会和其自身处于相同或相似的社会阶层的人结婚，处于较高阶层的男性一般不会选择和低阶层的女性结婚，反之亦然[6]。但是，克林姆（Kremer）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发现以配偶教育相关系数度量的婚姻匹配对收入和教育分布产生的影响很小[7]。 　　现有的文献主要从以下两种思路考察婚姻匹配和家庭收入的关系：第一种思路使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简单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施瓦兹（Schwartz）使用对数线性化模型描述了美国1967～2005年的婚姻匹配趋势，并估计了婚姻匹配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他认为如果在此期间婚姻匹配模式不发生变化，美国的收入差距会下降25%～35%[8]。但此种思路并不能对不同因素对家庭收入差距的贡献进行详细的分解。第二种思路在考察两者关系的同时使用了诸如收入不平等分解方法、反事实分析方法考察单个解释变量对家庭收入分布的影响。豪特（Hout）认为家庭收入的变动可以分解为丈夫收入的变动、妻子收入的变动以及丈夫和妻子收入关系的变动[9]，但豪特的模型仅能观察整体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影响却尚未述及。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蔡淑玲等人选取了以教育和职业两个指标度量的婚姻匹配，使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考察了我国台湾地区同质性婚姻匹配（homogamy）对不同分位数上家庭收入的影响，但是他们采用的分位数方法并不能量化地观察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差距影响的大小[10]。沃纳（Worner）使用基于分布函数的半参数化分解方法（DFL）考察了1982～2003年的婚姻匹配模式对澳大利亚收入差距的影响[11]，但DFL分解方法的估计结果依赖于变量进入方程的先后顺序。 　　基于已有的文献，本文选择使用新近发展的基于RIF回归的分解（FFL）估计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与沃纳使用的DFL分解方法相比，FFL分解结果一方面不依赖于变量进入方程的先后顺序，另一方面DFL分解通常只能将收入分布变动分解出解释变量总体的特征效应和系数效应，但对单个解释变量则要求必须是虚拟变量，而FFL放松了这一要求[12]。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1991～2009年的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使用基于RIF回归的分解方法（FFL）首次尝试分析婚姻匹配对不同时期家庭收入的影响。 　　二、数据描述 　　1.样本选取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是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组织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的数据。到目前为止CHNS网站网址：/projects/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