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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财富寻找新良方 　　对话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谈以“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为核心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改革方案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人们普遍预期以“改革”作为其关键词。问题在于改什么？如何改？就经济政策取向而言，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认为，“新供给主义”政策是推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最有力的武器。 　　由于现行人口政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贸易体制，以及行政垄断和行业管制政策、低效率的国有企业、高税收等等，都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中国财富的增长，为此，滕泰提出了以“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为核心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改革方案。 　　那么，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供给端定义经济周期，究竟和传统周期理论有何不同？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机制是否能够实现？面对产能过剩，新供给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案和凯恩斯需求刺激手段有何不同？如何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如何从供给端推动短期和长期经济改革？如何从供给端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公平有效的收入分配机制？ 　　告别总需求管理老路 　　朱敏：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原本不是问题，但从十年后回顾历次干预的结果可以发现，总需求干预之手频繁出击，事实上并没有熨平周期。那是不是反而从某种程度上放大了经济的颠簸，而且使经济周期越来越短？ 　　滕泰：不仅如此，每一轮“踩油门”过后，都难免遗留下大批的过剩产能、银行不良资产和地方政府债务；每一轮“踩刹车”下去，都客观上造成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和股市暴跌。更进一步讲，当经济政策的眼光被过多地吸引到总需求和短周期管理方面，就难免造成对供给面和经济深层次改革措施的忽视。从一些具体经济领域来看，过去十多年对房地产、对物价的需求管理效果也不甚理想。 　　朱敏：李克强总理在谈到当前经济发展问题时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实现预期目标的空间已经不大。 　　滕泰：当前，扩大内需或扩大外需都很难。中国过去十多年来为扩大内需或外需，能够使用的政策资源正在消耗殆尽：连续多年超额货币发行之后，在大量银行不良资产亟待消化的背景下，再扩张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已不可行；在多次大大小小的财政刺激之后，在地方政府债务亟待消化的背景下，再通过财政政策扩张投资后遗症越来越多；在多年汇率保护、出口补贴等刺激后，在欧美日经济缓慢增长的背景下，进一步扩大外需更不现实。 　　此外，在当前二元金融体制、高利贷泛滥的背景下，民间投资也很难增长；在社会保障体制没有根本变化、利率较高的背景下，居民消费也难以进一步扩张。因此，当下无论刺激投资还是消费，其实都很难；“扩大内需”很难落到实处。 　　朱敏：如果说总需求管理对短期而言效果不甚理想，那么，对于长期来说是否有效？ 　　滕泰：总需求理论本来就是研究经济短周期的理论，凯恩斯作为总需求管理理论的鼻祖，也并不用总需求理论分析长期经济增长。即便总需求管理理论提出的财政或货币政策能够产生一定效果，也注定是短期的。因为政府在某一时期通过低利率等货币政策或扩大投资的财政政策吹大的泡泡，会在下一时期瘪下去；反之，某一时期被压抑的总需求，也会在下一时期弹起来。无论总需求管理政策把投资和消费提前还是延后，最终都不改变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 　　朱敏：沿着总需求路线走到死胡同的时候，如果能够换个角度从供给面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放开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就别有一番天地了。 　　滕泰：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只要通过减税、降低社会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与金融、资源与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五个方面都存在“供给抑制”，只要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就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新供给主义的渊源与突破 　　朱敏：尽管都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理想中的经济运行状态，但是在面对所谓“相对产能过剩”或“总需求不足”问题时，马克思和凯恩斯为了用政府“有形之手”解决问题，分别采取了怎样的不同方法？ 　　滕泰：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入手，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造成社会整体购买力不足，引发经济危机，他主张用政府计划手段来解决问题；凯恩斯则提出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克服阶段性的需求不足。 　　朱敏：二战以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了马克思的计划经济体制迅速建立了强大的工业体系；而欧洲、美国等大部分国家都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市场的办法，也迎来了战后近三十年的繁荣。然而长期执行政府计划或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都使经济逐渐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