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出版的现代性因素.docVIP

晚清出版的现代性因素 　　[摘 要] 在分析“出版”一词的出现及其内涵、外延基础上，探讨影响晚清出版业现代化所必须的政治民主和工业技术现代化因素。晚清政局动荡、变革迭起，以及西学东渐对信息需求的不断膨胀，催生了现代意义的出版业，但由于各方面的制约，晚清出版业的现代化进程复杂而迟缓。 　　[关键词] 出版 现代化 晚清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5-0100-04 　　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社会现代化既是一种历史必然，也是一种世界潮流，代表了人类文明前进的一个方向，并且以政治民主化和生产工业化为主要标志。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在经过长期痛苦的碰撞和磨合后，其政治、经济、文化、风俗诸方面缓慢地变动了。由于中国现代化转型是在巨大的外来压力下启动的，自身条件远未成熟，民族资本也未成长，因此现代化是被动的，冯天瑜称之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在晚清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域发生着专制向民主转化，信仰向理性转化，工商业由手工作坊向机器生产转换。但这种转换受到中国固有文明的阻滞，其脚步是迟缓的，曲折迂回的。作为出版业的现代化进程无疑也打着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所特有的烙印，但又有着自身独有的特征。 　　1 晚清“出版”语义中的现代性因素 　　我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印刷”作为专有词汇，至少在宋代就已经出现。宋人沈括《梦溪笔谈》载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1]。至明清时期，“印刷”作为习惯用语，已经大量出现在文献中。高濓《遵生八笺》：“宋元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2]。海瑞《备忘集》：“各抚院、按院临将复命，往往牌行府县，印刷书籍”[3]。同时，也还有“刷印”一词的交互运用，如明人黄训《名臣经济录》有云：“将此书从新刊板，务在字样真正，用好纸刷印数百部”[4]。清《钦定国子监志》载：“乾隆三年谕内阁：近闻书板收贮藩库，士子及坊间刷印者甚少，着各抚藩留心办理，将书板重加修整，俾士民等易于刷印”[5]。 　　“出版”一词，则是外来语，法语Publier和英语Publish均源自拉丁语Publiare，而拉丁语Publicare的本义却是“公之于众”。可见，从西方对“出版”这一词汇的演变来看，在赋予“出版”的众多涵义中，“公之于众”的涵义更有着特殊的地位。 　　“出版”词汇引入中国的时间，学界已有研究。据王益、朱光暄、薛钟英等学者考证认为，“出版”是从日本引进，最先使用的是梁启超，时间是1899年12月[6] 。吉少甫的考证认为，梁启超最早使用此词是在1899年8月，提前了4个月[7]。意大利人马西尼在其所著《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中，记载中国最早使用“出版”一词是在1879年，黄遵宪与日本学者龟谷省轩的“笔谈”中用了此词[8]。梁启超于1902年写成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大量使用了“出版”一词，并把“出版”与“自由”相联系：“西人有恒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诚以此两自由苟失坠，则行政之权限万不能立，国民之权利万不能完也。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9]。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也提到了“出版自由”。由此可以确定，出版一词应在晚清由日本引入我国，并在其诞生之初，就带着宣扬民主、倡导言论自由的光环。 　　2 晚清对出版管理的现代性法制构建 　　在晚清前期，对出版管理大都援用《大清律例》中禁止“造妖书妖言”的条款。即“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报官者，杖一百，徒三年”[10]。由于变法革新的高潮迭起，特别是报纸已显现出其引领舆论走向的绝对优势。晚清政府一方面开始官办报纸，另一方面开始吸收西方法律理论，引进西方法律原则，全面变法修律，通过移植，重新构建中国新型的法律体系，不管最终执行力如何，其态度是积极主动的。 　　从1906年至1911年，清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专门适用出版业、特别是适用于报刊出版的法律，主要有：《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年7月颁布）、《报章应守规则》（1906年10月颁布）、《报馆暂行条规》（1907年9月颁布）、《大清报律》（1908年3月颁布）、《钦定报律》（1911年1月颁布）[11]，以及与出版相关的《著作权律》（1910年颁布）。 　　对于《大清印刷物专律》，有人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新闻法的说法，值得商榷。该专律第一章“大纲”，第一款“京师特设印刷总局，隶商部、巡警部、学部。所有关涉一切印刷及新闻记载，均须在本局注册。”从立法角度讲，“所有关涉一切印刷及新闻记载”，皆是《大清印刷物专律》所规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