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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就业身份与收入差异 　　摘 要：由于受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约束，加上个体年龄、经验、技能、教育程度等的差异，农村劳动力会以多种方式在城市谋求发展，管理者、自我雇佣者、雇主都会成为其就业的出路。笔者利用对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的分析，多元回归的结果显示除性别、是否培训等因素外，就业身份是造成农村劳动力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雇主、自我雇佣者、管理者的收入都显著地高于务工者。要稳定地转移农村劳动力，应将外来劳动力纳入到城市的公共培训体系中，降低创业门槛，规范和减免税费负担，推进管理和服务的均等化和透明化，支持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以多种身份谋生和发展。 　　关键词：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身份；收入差异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国内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成果愈来愈丰富，除了对体制的规范性研究外，对农民工收入及内部收入差异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亦富有吸引力。在性别间的收入差异上，李实等（2010）、黄志岭（2010）、王震（2010）研究了不同性别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发现男女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异主要是由性别歧视及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而王震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了农民工性别间收入差距表现出“天花板效应”。在人力资本禀赋差异所引起的收入差异研究中，王德文等（2008）认为，农村迁移劳动力在自我经营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的教育回报具有差异，前者比后者的教育回报率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在纠正样本选择偏差之后，工资收入者的教育回报率的估计结果在5.3%～6.8%之间；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的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但简单培训的收入效应不明显。有学者应用倾向匹配法，发现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均能有效地促进农民工收入的增加，且职前培训的效果更明显。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亦是影响其收入的一个重要变量。黄乾（2009）的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和培训是影响农民工能否获得稳定就业机会的重要因素，在稳定就业与不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差异中，有40.52%的差异是由个体禀赋差异造成的，而59.48%的差异是由就业差异等造成的。 　　笔者认为，务工仅仅是农村劳动力进城谋生的一种而非唯一的方式，由于年龄、工作经验、教育程度等的差异，更由于固有的基于户籍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理性的农村劳动力会在城市的各种就业部门之间寻找生存的空间，除了务工以外，还会有雇主、自我雇佣者、管理者等多种就业身份，而这种的就业身份差异决定其收入来源的性质不同，收入的水平亦会有较大的差异。流动到城市中的农村劳动力会以多种就业身份谋生，如正规就业、临时工作、自我雇佣者等。包括农民工、个体户、雇主、小摊小贩等，在本文中都将之概括为农村迁移劳动力。不同的就业身份之间的收入水平是否有显著差异？若是，则差异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种差异又具有哪些政策意义？这即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二、就业身份与收入差异的理论阐述 　　由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工业化道路及制度环境的不同，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必然会呈现与发达国家城市化上的明显差异。在古典的迁移模型（Todaro，1969）中，预期的城市高收入刺激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在城市失业率较高的约束下，农村劳动力更多地将非正规就业作为一种临时的选择，以便等待机会进入正规部门就业。而国际劳工组织（ILO）于1972年通过对肯尼亚就业状态的调查发现，非正规就业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许多农村劳动力长期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而没有出现大规模地在正规部门就业的现象。 　　由于长期的城乡分割的制度惯性，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面临着就业机会、工资报酬上的不平等。大量的实证研究（蔡昉 等，2001；陆益龙，2008；乔明睿 等，2009）都表明我国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报酬高、福利好、就业稳定的工作机会对农村劳动力很少开放，拥有城镇户口的劳动力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均处于有利地位，这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未必都会以务工的身份在城市寻求就业机会，灵活就业、管理者、自我雇佣、创业甚至自己做老板都会成为其谋求自身利益的选择。而中国目前的分配格局也决定了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尤其是以体力劳动为主要载体的农村劳动力在与资本所有者合作中分得的利益较少。张翼等（2009）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揭示了不同阶层在收入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人们所处的阶层地位明显地影响着其收入所得，业主阶层和新的中产阶层虽然在劳动力人口中所占比重较小，但却占有了收入的较大份额，农民和工人阶层占劳动力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在收入中占有较小的份额。就业部门也是影响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Meng（2001）采用赫克曼两步法，将农民工就业分为3类：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的受雇者和自我雇佣，比较三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发现教育对正规部门就业不重要，但对其他两个部门很重要，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