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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价值与基点 　　摘要：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合理构建对于法官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根据相关证据判定有关事实成立与否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并没有突破价值与现实的二元困境。综观法治国家的立法例，分析学术研究的不同路径，毫无疑问，构建证明标准的突破口就在于先将价值维度与事实困境二分，进而创造出蕴含价值维度而又尊重现实局限的证明标准。 　　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据、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首先是衡量当事人是否切实履行举证责任特别是被告是否能够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的证明标准；其次，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同时也是法院进行审查以及据以判决的标准。就微观层面而言，证明标准直接影响案件事实的回塑，关乎案件胜负。宏观角度上，科学的证明标准可以有助于提高审理效率，促进司法审判公正。 　　一、我国立法及研究现状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一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该法第61条第三项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根据上述规定，行政诉讼在认定案件事实上适用的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说”在我国证据理论中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观点认为，无论是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要求查明案件客观真实。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时，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在学术研究上，大致有两大分野，其一为积极性建构，另一种观点是消极性解构。积极性建构的学者又大体分为四种理论，中间说、三分法、修正说以及现存事实说。中间说或称一元说。蔡虹认为，国家对刑事诉讼的干预程度必然要强于行政诉讼，因而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较刑事诉讼为低；相反地，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略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至于在立法上如何明确表述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还应当进行研究，不过总的思路是确立法律真实主义下的诉讼证明标准。修正说主张者吴振宇认为，基于法律的安定性、可预见性以及平等适用性等，证明标准应当严格，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上必须固定化。此外，依法行政原则要求行政行为必须合法，严格满足构成要件，故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原则上必须固定且严格，一般采清楚而有说服力的标准。现存事实说或称客观主调说：所谓现存事实或状态，是指包括行政资格、成立、内部结构、权限等在内的有关特定行政行为的事实状态。该说认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多样性的，不是单一性的，但是有个主调、基准即客观真实。理由在于，在行政程序中，行政行为的基础事实应是客观的、真实的。 　　另一类思路为否定性解构。这种否定性以张卫平对盖然性标准或说优势证据标准的否定为代表。张卫平指出，首先，所谓标准，必须具有统一性、外在性、可识别性。要求标准具有可识别性，就要求作为标准的尺度必须是具体的、明确的。将“高度盖然性”作为一种“度量”尺度，无论如何都只能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无法作为一种具体的尺度。而如果标准不是具体的，也就无法使该度量规范具有可操作性。即从性质上看，标准本身应具有的统一性、外在性、可识别性与盖然性这一概念的抽象性和不易操作性之间的抵触。其次，作为一种衡量的准则，证明标准必须是具体的，而且是外在物化的尺度。 　　二、证明标准的比较考察 　　（一）日本的行政诉讼分为两大类：一是客观诉讼，二是主观诉讼。客观诉讼又分为民众诉讼（选举人或无法律上利害关系人提出）与机关诉讼（主务大臣针对普通地方公共团体的长官提出）；主观诉讼可分为抗告诉讼与当事人诉讼。在抗告诉讼下分为法定抗告诉讼，法定外抗告诉讼。前者包括处分撤销诉讼、裁判撤销诉讼、无效等确认诉讼以及不作为违法确认诉讼。后者包括无名抗告诉讼。基于行政诉讼种类的多样性，在日本，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也是多样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质性证据规则。日本判例将实质性证据认定为：“能够成为审判认定事实之合理基础的证据。即基于该证据，具有理性的人通过合理考虑就能够作出该事实认定的话，该证据应称为实质性证据。”当案件事实可以为实质性证据所支持时，便可认定相关事实存在，反之为不存在。 　　（二）在法国的越权之诉中，按法律规定的行政法院对行政决定的监督程度不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有三种标准：（1）明显的判断错误标准。任何通情达理的人，根据一般常识都能看出的错误。这是最低程度的监督，之所以此一标准的实质要求较低，理由在于尊重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2）合法性标准。在一般程度的监督中，行政法院采用“合法性”标准。即行政法院不仅需要审查事实的实际存在，而且审查事实的性质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3）并行标准。在最大程度的监督中，仅适用于行政决定涉及公民重大利益且法律要求进行严格审查时，行政法院采用并行标准，即同时对行政决定进行合法性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