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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视域下的校车与校车公交化分析 　　摘 要：2011年以来，我国接连发生多起校车安全事故，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极坏的社会影响。不仅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加快了政府部门对校车及校车制度的改革。然而在这些事故的背后，其本质原因是我国校车服务有效供给不足。校车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政府有义务为中小学生提供安全且有保障的校车产品。在当前背景下，校车公交化因其安全性、低成本、可操作性等优点，不失为解决当前校车服务供给不足的一种有效措施。 　　关键词：校车公交化；公共产品；供给主体 　　近年来，我国校车服务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令国人为之痛心，更令家长、政府和社会愈加重视校车服务安全问题。透过这些校车事故，我们发现其中既有政府部门监管不严、学校无力承担校车服务安全责任等原因，又有校车驾驶员违章行驶、校车质量不符合安全标准等多重因素，而这些问题的背后则折射出我国校车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严重矛盾，校车服务有效供给严重不足。 　　一、校车产品性质分析 　　萨缪尔森将公共产品定义为：“公共物品是这样一些物品，无论每个人是否愿意购买它们，它们带来的好处不可分割地散布到整个社区里”。[1]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的对称，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一般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提供。 　　公共产品又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品是指那些为整个社会共同消费的产品，是在消费过程中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是任何一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都不减少别人对它进行同样消费的物品与劳务。而准公共产品是指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或局部的非排他性的公共类产品，根据不同组合可分为三类：1）消费上具有竞争性，而在受益上具有非排他性。2）消费上不具有竞争性，受益上具有排他性。3）在一定的条件下，同时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不再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2] 　　校车服务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具有公益性和非排他性，同时又具有达到拥挤程度后的消费竞争性。因此，它又是准公共产品。而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否能够满足社会民众的需求，这取决于作为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主体的政府及市场的能力和发展水平。当前，政府应当逐步转变职能，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引导社会相关主体参与到校车服务供给体系当中，建立健全校车服务有效供给机制。 　　二、校车供给主体的理论分析 　　不同性质的产品关系到不同的供给方式。校车这一公共产品提供主体的确定，应当通过企业与政府的对比分析后得出。假设校车服务是由企业来生产和提供，而企业以追求盈利最大化为目的，校车高昂的购买及养护费用使得企业无法提供价格低廉的服务，也就无法惠及更多经济状况一般的家庭，同时也违背了提供校车服务的初衷。若政府通过采取强制定价等措施来迫使校车运营企业以较低的价格来为公众提供校车服务，企业出于其经营成本及追求盈利等考虑，则会选择退出该领域，从而导致校车公共产品的短缺。 　　既然企业不适合来充当提供公共产品的主体，那就应由公共部门来担当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主体，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我国《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中指出：“校车，是指依照本条例取得使用许可，用于接送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上下学的7座以上的载客汽车”。从该定义可以看出校车具有以下几个属性：一是公用性。校车是为了保障我国中小学生正常上、下学的交通工具，其不是私人接送孩子的乘用车，依法可以搭载多人。二是超高安全性。校车所载的乘客代表了我国的未来，是一个国家的希望，该乘坐群体的性质决定了校车必须具有超越其他交通工具的安全性。三是校车运营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由于校车的载客数量几乎不变且乘客搭乘时间固定，导致收益较少，同样的投入，但同一般公共交通运营系统相比成本则明显偏高。可见，公益性和公共性是校车产品最重要的本质属性，因而校车管理则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应由政府以及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公共组织进行管理。 　　政府提供校车服务是在履行其应尽的公共职能，所谓的公共性职能是指政府为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3]提供校车服务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基于公共产品理论决定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应成为校车的供给主体。 　　三、几种校车服务方式的比较分析 　　目前我国校车服务市场存在的校车运营模式主要有：学校自营、政府全资购车学校代理经营、无政府补贴的营利性组织经营、有政府补贴的营利性组织经营四种。[4] 　　（一）学校自营 　　学校自营这一校车运营模式是指学校自主筹集资金购买校车为学生提供校车服务，并由学校承担相关责任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主要集中在资金来源充裕的私立学校，这些学校学费较高，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校车服务，而学生家长也大多数是高收入人群，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