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的气论与方孝孺的文学思想.pdfVIP

元明之际的乏论与方孝孺的文学飓想 左东岭 明代的方孝孺主要是作为一位政治人物而被后人所重视的，在文学方面 虽然也时时被人提及，但大多是因为他与明初重要文学家宋濂的关系而连带 论述。几部文学批评史在论及其诗文理论时，主要围绕其重视理与文的关系 而论述，以为他属于道学家文论的范畴。但也有人发现他在重道的同时又对 庄子、李白、苏轼等人颇多赞誉之词，但却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仅将其归人 “方孝孺文学批评的灵活之处”1而了之。其实，这与他重气的思想有密切的 关联。也有个别学者论述过其文学理论中气论的观点与内涵2，但由于未能结 合其创作进行研究，因而也就没能真正弄清其气论所形成的审美特征。更因 为没能结合元明之际气论的整体演变脉络，所以也就对其气论在明前期文学 思想发展过程的地位与价值有所忽视。本文认为，方孝孺文学思想的核心在 于道、气、文的三者合一，气的思想是联结其既重伦理之道又重作者个性之豪 的重要因素；他的这种思想是对宋濂、刘基、王神等人的继承与发展，并构成了 明初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阶段；他的这种道与气并重的文学思想的衰落，是向 台阁体转折的重要标志。 以气论文本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悠久的传统，自曹丕《典论·论文》 以气质论作家个性差别后，又有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以气论文章之力量，随 后再有韩愈之气盛言宜的主张，可以说形成了传统气论的基本内涵，即作家个 性与道德修养的共同体，二者结合构成了诗文坚实的内容与沛然的力度。虽 然自中唐之后气论因道的内涵介入，越来越显示了较浓厚的伦理色彩，但一般 说来，气还是与作家具体的人格与个性密切相关的。 但是元代文学理论中的气论却又有两点明显的变化，一是受宋代理学的 影响，紧密结合理来论气，许多批评家很重视以理御气；二是受政治领域中气 运说的影响，以气运论文。前者更强调理对气的规范作用，所以对气的力度也 有所削弱。后者情况要更复杂一些。元蒙以异族的身份而一统中原，这在中 18左东岭 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文人们当然也很难作出理性的解释，从而不得不归 人天道气运的范畴，直到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而建立大明帝国时，还依然以此 为据：“朕眭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人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 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3既然作为即位诏书向天下发布，可见是能够被多 数人所接受的流行说法。但此种说法刚刚提出时，应该是对元蒙统治既不情 愿又颇显无奈的一种被动接受。·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逐渐地被人们所习 惯，从而以之论诗文之盛衰了。从元朝前期的戴表元，到中期的虞集，再到元 末的朱右、杨维桢诸人，都在不断地重复此一说法。其中尤以戴良最具代表 性，他说：“世道有升降，风气有盛衰，而文运随之。……我朝地域之广，旷古未 有。学士大夫乘其雄浑之气以为文者，固未易一二数。”4“我朝地域之广，旷古 未有。学士大夫乘其雄浑之气以为诗者，固未易一二数。”5但这实在是戴良 的一厢情愿，元代固然疆域广大，尚武雄迈，但诗文却既没有唐人的雄浑也没 有宋人的博大，连元诗四大家之一的范柠都说：“今天下同文而治平，盛大之音 称者绝少。”6之所以会造成诗文与时代的脱节，是由于汉族文人与元蒙朝廷 之间无法消除的隔阂，即作为诗文创作主体的汉族文人尤其是江南文人，永远 无法进入权力的中心，因而他们也无法将自我个性的伸展与朝廷疆域的广大 有机结合起来。元人常将诗文分成台阁与山林两大类别，其分类标准即在于 仕与隐的差别’。归隐的文人在宋元之际曾有过愤激与悲伤，但随着时间的流 逝也渐趋平静，只是不断感叹社会的不公与命运的不幸，但边缘化的结果使他 们无法成为文坛的主流。有幸入仕的也大都在朝廷中难以施展自己的才能， 他们既无法保持自我的个性，更无法表达真实的思想，歌颂朝廷与表达自我永 远成为明与暗的两面，连做了元代翰林学士承旨的赵孟烦先生，也常常感叹 “在山为远志，出门为小草”7，所以才会深有感触地说：“志功名者，荣禄不足以 动其心；重道义者，功名不足以易其虑。何则?纡青怀金与荷锄畎亩者殊途， 抗志青云与侥幸一时者异趣。此伯夷所以饿于首阳，仲连所以欲蹈东海者也。 矧名教之乐，加于轩冕；违己之病，甚于冻馁。此重彼轻，有由然矣。仲尼有言 日：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未见其人。嗟夫，如先生近之 矣。”8看来松雪先生什么全都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能够存留于青史， 他真的全都知道，可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代替生计的实在，都不能战胜实惠 的需求，他知道自己成不了陶渊明，也就只好低头入仕了。但抱着如此心态的 他能够写出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