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理论与汉字简化.pdfVIP

合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而不能是相反。 。我们正处在一个跨世纪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对 人民负责，对子孙负责。我们这一代跨世纪的炎黄子孙，应该切 实肩负起跨世纪的历史责任I (济南市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250100) 原载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1995年第3期 中介理论与汉字简化 陈建民 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中间状态，或叫模糊地带。 我们既要重视A和B互相对立的两端，更要重视A向B过渡 中出现的中间状态。如同恩格斯所说：“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 节而互相过渡砌，当中没有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既要 承认非此即彼，也要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列宁 也说：。一切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这 就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中介问题的论述，它体现了哲学上 的对立统一。 这些年来，针对汉语属于非形态语言的特点，我在汉语词类 期分和句子分类、规范与变异、方言向普通话过渡等问题上强调 了中介，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在这里，我想回顾一下近百年来在 汉字问题上海峡两岸是如何偏离中介的，呼吁双方都应珍视中 介。 在大陆，从二三十年代起，文改“激进派”(以瞿秋白为代表) 24 认为，20世纪用汉字是“时代的错误”，必须废除汉字，改用某种 拼音文字③，甚至发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愤激言论。从50 年代起，“激进派”思想占据着文改的主导地位，他们决心在改用 拼音文字之前，加紧对汉字进行改革，争取用lo年或30年时间 消灭汉字。汉字在这场改革运动中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与此相 反，在台湾，汉字却一个也没有简化，它的繁难程度丝毫没有降 低，那里的汉字如一池死水，毫无生气。两个地区两个极端的做 法，导致汉字形体的发展偏离了中介，扩大了差异，一直处在“山 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 中介理论的基础是求中、守中和执中，是儒家所倡导的中庸 之道。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即不偏向任 何一方，不走极端。台湾著名学者俞大维先生说：“天下事事物物 都有正、反两面，所以，为了一件事，正辩，反辩，永远得不到结 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执中’而行，最好。”又说：“民主就是 妥协，妥协就是‘执中’’’⑤。真是语重心长!大半个世纪以来，海 峡两岸在汉字问题上由于违背了求中、守中、执中的精神，各自 用强大的政治力量去干预汉字的使用，加大了汉字形体的差异， 影响了汉字交际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1935年8月21日，由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 签署公布了《简体字表》(收简体字324个)。简体字公布后立刻 遭到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激烈反对，他在国民党一次政治会议 上突然当众跪下，为汉字请命，说：“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国宝，一 个字也动不得。”这句话的上半句没有错，下半句就大错特错了。 从甲骨文算起，三千年来汉字简化从没有间断过，哪能一个字也 动不得呢?他的滑稽表演立即掀起一股围攻简体字的逆流。不 到半年，简体字就由行政院出面宣布废除。国民党政府在历史上 25 第一个以政令形式颁布简体字为法定文字，这是顺应历史潮流 的。可是，1949年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台湾竞成为坚持使用繁 体字的顽固堡垒，这一戏剧性的转变，大概是出于“汉贼不两立” 的强烈的政洽考虑。那时候大陆正加紧简化汉字，台湾要是也有 人鼓吹汉字简化，便有可能被扣上“为匪张且”的大帽子，更不敢 谈大陆推行简化字的意义了。在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文字学的李 济教授，对汉字说古道今，就是不能明说简化字好，只好让学生 当场用繁体字而他自己用简体字给他们的系主任写了这样一个 信封：“台北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台静农主任亲启，看谁写得 快。这18个字中有9个是简体字，用简体字比用繁体字书写当 然快得多，可李济教授只能笑笑而已，所有意思尽在这不言之 中@。90年代初，台湾当局对大陆搞简化字仍有政治偏见。1991 年，台湾有个语文团体一行20余人访问北京，与北京市语言学 会张志公、胡明扬、裘锡圭等专家座谈汉字简化问题。他们在会 上说，中共搞简化字弄得很多人不认识繁体字了。这样，不便学 习古代文化，削断了古今联系，破坏了中华文化，非要大陆承认 汉字简化搞错了不可⑦。专家们理解他们讲话的政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