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变革和经理层信贷风险行为关系研究.pdf

摘要 贷风险行为一信贷风险水平协同演化的分析假说体系。本文认为，第一，从静 态的角度来说，基于经理层的认知能力与主观博弈过程，在不同的转轨阶段， 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状态，导致经理层选择冒险程度不同的信贷投放行为;第 二，从比较静态的角度而言，公司治理机制的阶段性变革，导致了经理层信贷 行为冒险程度的改变;第三，经理层信贷风险行为所导致的信贷风险，及其在 国家股东与经理层之间的责任分担方式，决定了国家股东与经理层彼此在信贷 资源配置方面的福利状况，基于各自认知反馈过程，导致了治理机制改革的阶 段性推进，以致从发展趋势来看，最终将收敛于治理成本适中的内外双强的治 理模式. 第四章为本文实证分析的前半部分，在借鉴实验经济学与行为金融学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委托南开大学商学院泽尔腾实验室完成了一个关于国有商业银 行治理机制变革与经理层信贷风险行为演化互动关系的实验。实验结果高度拟 和了本文第三章提出的假说。实验结果证实，第一，不同的治理机制导致经理 层选择冒险程度不同的信贷投放行为;第二，治理机制的变化，导致经理层信 贷投放行为冒险程度的改变;第三，国家股东基于认知能力和主观博弈过程， 对不同模式治理机制，及其所导致经理层不同的信贷风险行为和股东回报结果， 做出满意、弃权或不满意的表示，能够能动地影响治理机制的变化。 第五、六、七章是本文实证分析的后半部分，分阶段历史地考察了内外双 弱、内强外弱、内外双强治理机制状态下，国有商业银行经理层信贷行为选择 所经历的高冒险程度下的超贷一高避险程度下的惜贷一高冒险程度下的再度超 贷的发展轨迹。 在第五章，1949一1997年内外双弱治理机制下的超贷行为分析一章中，我们 深入揭示出:第一，内外双弱的治理机制是转轨初期行政化治理模式的自然延 续，由于缺乏对经理层信贷投放结果的问责约束，加之国家股东对经理层实行 的是固定工资合约制，而且外部治理机制处于严重缺失状态，基于经理层的主 观认知能力及其主观博弈过程，谋求信贷投放的控制权收益以最大化自身效用， 就成为经理层的理性选择，结果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尽可能最大化， 甚至超出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可行性边界，违背利润最大化原则。第二，超贷 行为，一方面使得国家股东依靠国有商业银行向国有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资金， 支撑了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并且通过办理政策性贷款，以信贷风险的方 式承接国有企业转嫁而来的转轨成本，在这一点上国家股东是认可和满意的: 摘要 但是另一方面，超贷行为所导致的信贷风险的大量累积，特别是风险损失最终 转嫁给国家股东独立承担的事实，使得国家股东产生了改变内外双弱治理模式 的动机，在以后的改革取向上，必然在内部治理方面要加重对经理层的问责力 度。 在第六章，9198一2001年内强外弱治理机制下的惜贷行为分析一章中，我们 进一步揭示出:第一，91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以及国家股东 硬化国有商业银行经理层预算约束，进而控制信贷风险累积的动机不断增强， 最终促使国家股东单边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改革，由于仍以固定工资合 约为主要的激励方式，加之实行严厉的风险问责约束，结果造成内部治理出现 约束有余、激励不足的问题，在外部治理建设严重滞后的情况下，造成信贷风 险客观上由经理层单方面承担的态势，经理层基于主观认知能力及其主观博弈 过程，维持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运营，尽可能减少新增贷款投放所产生的信贷 风险以及国家股东的问责压力，就成为其最佳的理性选择.第二，随着国家股 东问责压力的加大，国有商业银行经理层围绕信贷风险控制，纷纷推行了一系 列信贷改革，逐级上收信贷审批权、逐级实施信贷风险终身责任追索制，有效 降低了信贷风险，在这个方面，符合国家股东控制信贷风险的意图;但是另一 方面，由于信贷投放上的消极取向，不仅使国有商业银行存差不断扩大，资金 运作效率下降，而且使得经济低迷期国家推进经济增长的资金投入明显不足， 大量中小企业得不到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支持，这一点又是国家股东不愿意 看到的。外部治理建设的脱节，使得国家股东在有效硬化国有商业银行经理层 预算约束的同时，未能给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创造有效的制度保障，企图将 信贷风险责任交由经理层单方面承担的治理机制变革，也导致了经理层在信贷 投放上的消极抵制，从而使得国家股东逐步意识到只有协调推进内外部治理改 革，才是继续推进改革的正确方向。 在第七章，加02一0240年内外双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