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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农业制度变迁的动因研究 　　[摘 要]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动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理论的创新、各种团体或个人的泛利性以及文化因素。苏南地处东部发达地区，在农业制度变迁和探索农村发展道路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对苏南农业制度变迁的动因研究具有显在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农业；制度变迁；动因；苏南 　　在资源稀缺和竞争的环境下，制度变迁是成千上万组织选择、竞争、合作所达成的“均衡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之所以发生制度变迁，其原因有三，即对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理论的创新、各种团体（政府、组织）或个人的泛利性以及文化因素。就苏南而言，其农业制度变迁的动因可具体表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市场化理论创新与改革的自我强化 　　计划体制的隐含前提是领导人能够指导私人产业，使之适合于社会利益。然而，事实上，要完成这项任务，恐非人间智慧所能胜任。传统计划机制最突出的弊病之一是“生产性动力不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导致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避租”和“租的消散”。另一方面，导致人们为获取经济利益首先获取这些位置的努力。这两方面的结合，使人们不去努力生产，而在社会财富分配上挖空心思。解决这些问题必然倚仗于市场机制，市场制度恰好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其费用越来越低廉的度量和界定人们利益的手段，因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激励效果，使生产性努力不断增长。 　　然而，社会主义经典理论是排斥市场而崇尚计划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及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特别是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探索，最终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至此，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可以归结为，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用市场机制置换计划机制，从而达到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的目的。显然，这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推倒重来”的做法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具备渐进性改革的显著特征。 　　诺思指出，与技术变迁类似，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所以，“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线，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后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走下去，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1]中国市场化改革可以称为是一种“合辙”，其发展轨迹建立以后，报酬不断增加，制度变迁不仅得到了支持与巩固，而且在此基础上，各种因素如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仿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确定性条件下选择最大化的目标，允许组织进行各种实验，允许组织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去识别和消除相对无效的选择，保护组织的产权，从而形成长期经济增长。这条轨迹的主要特点是：（1）增加了资本流动性；（2）减少了信息成本；（3）分散风险；（4）有一个稳定的政府致力于规范的市场秩序和法律制度的建设。 　　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是观念创新、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的统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正是这种创新的统一，才推动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所有制结构日趋多元化，市场体系基本形成，成为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1979年至今，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是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三倍，财政收入更是以年均13%的高速递增。 　　二、创新利益集团的产权改革行动 　　70年代末的改革，是一个主要行动集团――农民集团和次要行动集团――支持包产到户的务实派的共同行动。所谓行动集团，是指推动制度创新的利益集团。而这种集体行动，实际上是个人为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而选择的一种手段。[2] 　　在包产到户变成合法制度以前，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保守的国家代理人与改革型的国家代理人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都展开了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斗争。但实际上，农民的制度创新并没有危及到其它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相反却使其它利益集团受益。从根本上说，实行家庭承包制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因而这种制度创新才得以实现。诺斯对所有权的实证分析解释了这种改革的过程：占有不同资源要素的群体和集团，随着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有不同的产权形式；产权的创新是国家和集团双方互动的过程，一个集团的新的产权形式当有利于国家统治力量时，这种产权制度就能得到国家的保护。[3] 　　当产权由国家的直接管制转化为社会时，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收益的极大增长，这种增长还不是产权创新之后的新增收入，而是原有产权制度本身被压制的收入，我们将之称为“产权制度剩余”。制度创新之后的即期收入，并不是新增收入，而是“制度剩余”收入。创新集团对国家管制产权的购买，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国家得到管制产权得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