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农民合作机制研究.docVIP

农民合作研究 内容摘要：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建设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支持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济人和龙头企业等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服务。”2004年以来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对促进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做了具体部署。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首次以立法形式推进农民的经济互助与合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障。 关键词：农村精英 契约缺失 农民合作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现在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阶段，农业发展、农民增收面临着空前的困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为化解这一困境提供了契机。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实践中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基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基础之上的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二是恢复和重建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投资力度。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强化乡镇基层政权与村民自治组织改革；二是倡导农民合作化，让农民根据自身意愿建立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包括经济组织、文化组织、老年人组织等。而限于农村公共品的非排他性与可能存在的一定的竞争性，农村公共品的建设也需要农民之间的相互合作以排除少数人的搭便车行为，避免走入“囚徒困境”。所以，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加强农民的合作能力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为农民进行经济合作提供了外在的法律环境，但如何使农民在经济以及其它各个领域的合作从理想走向现实则需要从村庄的性质进行把握，从而提供可行的发展建议。 二、已有的相关研究 当前对农民合作的研究大多是采用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从制度变迁、交易成本、比较优势、合作博弈、市场改革等方面展开论述，较少从村庄性质的微观基础上进行把握[ 1 ][ 2 ]。社会学界对农民合作的研究则主要侧重于微观层面，从农民合作的影响因素出发展开论述。罗小锋[ 3]以闽西客家首府长汀县马坪村的修路事件为例认为在经济富裕、村民具有公共精神、村落精英富有号召力、村庄道德舆论可以有效惩罚边缘化不合作者的农村社区，只要存在强烈的公共需求，即使存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情况下农民合作也会成为可能。以湖北荆门地区治水中的农民合作行为为案例，贺雪峰[ 4 ]认为，在治水行动中，农民不是根据自己实际能够得到的好处来计算得失，而是根据与周围人的收益比较，来权衡自己的行动，不在乎自身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的从自己的行动中得到额外的好处，农民的这种心理构成了他们特殊的公正观念。吴理财[ 5 ]则认为：农民的这种特殊观念以及看似不合理的行为选择，看起来是不符合“经济人”的理性思维逻辑的。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讥笑农民是愚蠢的，是非理性的。相反，它更多的是农民一种正常的理性反映。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就是以承担这种极具反差的“损失”来惩罚其他村民的搭便车行为，以此来维护村庄共同体的公正。如果第一次由大家分摊了水费，那么就是在一定意义上鼓励了少数村民的搭便车行为，以后就更加难以克服。徐晓军[ 6]则认为农民合作的发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有可供选择的合作者；二是行动者之间相互信任。社会距离过大或过小都会导致农民合作行为的减少,中等社会距离的农民之间才最容易发生合作行为,从而使合作行为发生率曲线呈“倒U”状。因此,在增大农民近社会距离人群规模没有太大的空间的情况下,促进农民间的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或契约信任转化,从而使远社会距离的农民间较易建立相互信任感,才是提高农民间合作的最有效的途径。笔者[ 7 ]曾经分析过当前农民在客观上具有合作的必要性，但农民鉴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却在主观上选择了不合作的“非理性”行为，从而导致理性人的主客观“二元悖论”的出现。 尽管先前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多的启迪，但是对于分析农民在实践中合作行为的多种表现还显得有些不足。而且，当前的农民合作在不同的地域也呈现出不同的需求差异，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来说，农民合作的紧迫性更强，因此，对这些地区农民合作行为机制进行研究就显得更有必要。本文主要是从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村庄性质出发来，采用农民精英与组织契约的二维分析框架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