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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时期的民族职业教育政策及其当代价值 　　摘 要 民国政府以改善民生与维护边疆稳定作为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中央政府通过将职业教育渗透于不同层级的民族教育之中、健全和强化民族职业教育管理机构、专款补助民族职业教育机构的建设与人员待遇，并因时调整政策等方式推动政策的实施。民国时期实践型的“大职教”观念，改善民生的职业教育政策意蕴、“点面结合”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及相对完善的政策落实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民国时期；民族职业教育；政策体系；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10-0072-05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是中国职业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就意识到职业教育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边疆稳定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把这种意识通过教育法规和政策的形式反映出来，制定了“教育为立国之大体，国民精神生活和实际生活，能否臻于健全与畅遂，全视教育方针能否适应民族与时代之需要”[1] 的教育发展策略，开始认识到国民实际生活教育的重要性，从而使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在此期间实现了一定发展。 　　一、改善民生、维护稳定：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在蔡元培的推动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就颁布了新学制，并出台了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1912年颁布《专门学校令》与《公私立专门学校章程》以及法政、工业、药学、商船、外国语、商业、农业等8项专门学校规程；1913年的《实业教育令》、《实业学校规程》等标志着职业教育法规政策体系建设的开端。之后，由于复辟活动的破坏，职业教育政策发展进入沉寂阶段；1929年，民国政府依据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出台了《职业学校法》与《职业补习学校规程》，将“百姓暖衣足食、人人受教育、全民素质普遍提升”的民生思想渗入职业教育政策体系。 　　蒙藏等民族地区是国民政府控制最为薄弱的地区，发展这些地区的职业教育不但可以扩大民国政府的政治影响力，更能够提高民生质量，维护边疆稳定。因此，国民政府以蒙藏地区为开端，对民族地区实行特殊的教育政策。1929年6月，国民党通过《蒙藏之决议案》，《议案》提出：“关于蒙古与西藏经济与文化之振兴应以实行发展教育为入手办法”，提出四条具体措施：“通令各蒙旗及西藏西康等地主管官厅，迅速创办各级学校”；“确定蒙旗教育经费”；“在教育部特设专管蒙藏教育之司科”；“在首都及其适宜之地点，设立收容蒙藏青年之预备学校”[2]。1930、1931年，国民党先后通过《蒙藏教育实施计划》与《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将蒙藏地区的教育单列一章，其中，将职业教育列为首要位置，提出“根据蒙古西藏人民之特殊环境，以谋蒙藏人民知识之训练及生产技术之增进”[3]。并对职业教育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在西藏各重要地区按社会需要各设1所职业学校和1所乡村师范学校，在西宁或湟源、结古、巴安、理化等地，也各设乡村师范学校1所。至此，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职业教育机构迅速增加，办学形式多样，地域分布遍及云贵与广西等民族地区。 　　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央政治学校设置边疆分校初步计划纲要》，规定“为推广边疆教育，培养健全国民，以增进边疆福利，并为边疆青年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之预备”。1935年，国民党“五大”的宣言指出：“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同年，教育部联合蒙藏委员会制定《教育部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和《推广边疆教育实施办法》，明确提出边疆民族教育的四个宗旨：“贯彻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及其实施计划，谋求边疆地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依据边疆地区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谋求提高边疆地区人民的知识水平，培养其自治能力和生产能力，进而促成其生活之改善、民族意识之养成”；“力图边疆人民语言意志之统一，以期五族共和之大民族主义国家之完成”；“以增强边疆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的意识[4]”。并提出民族地区的初等教育应该是公民训练与职业训练并重，中等教育应该以生活技能训练与国家民族意识教育为核心。1937年，国民党颁发《推进边疆初级职业教育及卫生与消费合作事业办法》，提出在西康、甘肃、青海、宁夏等民族地区筹设初级职业学校。1940年，国民政府的《初级实用职业学校筹备计划纲要》指出，民族地区职业学校的办学目标有三：适应边疆环境，使员生以学校为家庭，实行半工半读制；使生活与教育打成一片，实行教、学、用合一；使学校能生产自给，养成员生自食其力能力；以招收边疆民族地区儿童及青年为主。1939年与1941年，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之后被认为是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教育“最重要之边教典则”的《推进边疆教育方案》与《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提出“中等教育，为推进边地教育之中心机构，尽先设立师范，以训练边地师资。分区设置实用职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