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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立法的类型化逻辑与路径 赵春玉 摘要：类型化是现代刑事立法中不可逾越的方法和思维，它能有效克服客观具体化和 概括性立法的弊端，能有效地兼顾刑法的安定性和适应性。对类型的把握程度直接 关 系到刑事立法的成功与否。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仍然存在类型化程度不足、概括性立 法和概念式立法等 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刑法的适应性、安定性和正义性 。从刑法的明 确性出发 ，类型化程度 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国民对犯罪类型的认识程度 。在 自然犯等传 统类型的犯罪中，采用较为简洁的犯罪类型也不会超 出国民的可预测范围。在行政犯 等新型犯罪中，犯罪类型的规定应相对充分、详尽，且应采取例式法的立法模式，但 也必须满足类型理论 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 ：客观具体化 ；概括性 ；类型化 ；明确性 ；安定性 类型化是现代刑事立法 中不可 回避和逾越的方法和思维。罪刑法定原则发展的历史 已经表 明，立法者不可能在立法上采用事无巨细的客观具体化之立法模式，也不可能采用高度抽象的 概括性的立法模式 ，而应采取既能兼顾客观具体的案件事实又能反映刑法理念的立法模式。在 刑事立法中，犯罪的构成要件是通过类型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类型，其 目的在于克服客观具体 化立法存在的弊端和高度抽象的概括性禁律之弊病 ，使具体的案件事实和抽象的刑法理念在作 为类型的构成要件上得到集中和统一的体现。通过类型化的思维和方法，立法者可以从大量不 特定的案件事实群 中选取能决定案件性质的重要特征 ，结合相应的刑法理念并形成对裁判和行 为具有指引作用的刑法规范，法律适用者根据具体的刑法 目的可 以将不同的案件事实分别归类 到相应的构成要件之下，使作为类型的构成要件适应不断变化的生活事实，使得刑法不仅能够 符合刑法明确性的要求，又能满足刑法安定性之需要。与 1979年刑法相比，1997年刑法在类 型化的方法和思维上取得巨大的进步，但同时在类型化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足，没能有效地调和 客观具体化立法和高度抽象的概括性禁律之间存在的矛盾，致使刑事立法出现涵括力不足和涵 盖面太广等问题。本文从类型理论出发，分析我国刑事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国民可预测的 范围，对 自然犯和行政犯提出不同的类型化要求 。 *作者简介：赵春玉，云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 83 ·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14年第 5期 一 、 类型化的基本 内涵 近现代刑法发展的历史就是刑法类型化的历史，自 《大清新刑律》以降，我国刑法放弃了 客观具体化和高度抽象的概括性的立法模式 ，采取了相对抽象的类型化的立法模式，并通过构 成要件使其在刑法典中固定下来。诚如蔡枢衡先生所言： “清 《新刑律》以后的内容和精神 ， 都不同于旧律。主要是简化了犯罪类型，抛弃了封建身份决定罪责的原则。”[1]在刑法中，类 型虽然来 自予生活事实，但并非对生活事实的完全描述，而是通过对大量不特定的案件事实群 进行归纳、分类和整理，结合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抽象描述的结果。它既不同于具体的案件事 实，也不同于高度抽象概括的刑法理念 ，而是处于具体案件事实与刑法理念之间的中间位置 ， 并通过刑法典中的构成要件表现出来。类型与 (分类)概念不同，概念是封闭的、非此即彼 的、分离式的思维。而类型是则开放的，无法定义，只能说明，虽然具有固定的核心，但没有 固定的界限，具体事实只是或多或少地与类型对应，不能像概念一样对具体事实进行涵摄 ，只 能将具体事实 “归类’：到类型之下，法官必须在法律规范所意含的类型性中掌握生活事实。同 样 ，立法的成功与否，端赖于立法者是否正确地掌握 了类型。[2] 由于案件事实变化多端，要使定型化的刑法规定既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又有效保障 人权 ，不超 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必须在立法上选择能兼顾二者之类型化的立法模式。 这也是 由类型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所决定的。首先 ，类型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类型不试 图描述所 有的事物特征，只对能决定案件事实的典型特征进行描述 ，它与具体的案件事实之间只是或多 或少的可分级的比较关系。在纵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