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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独秀的北伐战略思想 　　北伐，顾名思义即南方的政治势力以“正统”自居，征伐北方的“非正统”政治势力，以完成国家统一，实现对全国统治的政治军事行动。大革命时期的北伐，主要是指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最后一次北伐和1926年开始的由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战争。针对这两次北伐，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曾发表过不少言论，体现了其对于北伐问题较为深邃的战略思考。 　　暂缓北伐，当务之急是肃清内部 　　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转到北京，实际上政权为北洋军阀势力所掌控。袁世凯在位时，为了实现皇帝梦，先后废除《临时约法》，解散国会，而其倒台后的继任者也没有真正恢复《临时约法》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为了尽可能的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维护民主共和的外衣，先后进行了两次护法运动，依靠南方军阀势力对北洋军阀集团进行北伐。但是，由于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依靠一派军阀打另一派军阀根本行不通，因而两次护法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就军事斗争的结果而言，孙中山主张进行的北伐，可谓屡屡受挫。但是，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孙中山，并没有因一时的失败而气馁，而是不失时机地继续北伐事业。 　　1924年9月，直系军阀江苏齐燮元和皖系军阀卢永祥发生战争。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准备入关联合皖系，夺取北京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认为广东革命势力应当介入这场战争，协同皖、奉两系推翻直系的统治，以召开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谋中国的统一与建设。于是，“孙中山作出决定，动员追随广州革命政府的湘军、滇军、桂军等各方军队，再次北伐；并且立即在韶关建立大本营，誓师北伐，命令先头部队进入赣南，向直系的江西方本仁部发起进攻”。然而，已成为中国革命策源地的广州革命政权，引起了敌对势力的极度仇视，受到严重的挑衅和威胁。英国为确保与扩大其在广东的利益和势力，一面向盘踞东江地区的广东军阀陈炯明提供军援，以进攻广州；一面策动和支援以陈廉伯为首的广州豪商组织商团军扩大武装力量和闹事，配合陈炯明行动，试图内外夹攻，颠覆广州革命政权。在这种情况下，陈廉伯策动广州豪商和市郊等处的豪绅势力，发动总罢市，在广州首先发难。英国也直接向广州革命政府施加压力，扬言要出兵干涉。在这种压力下，原支持革命政府的驻广州的滇军，转而与商团勾结；国民党内部的右派，也极力主张向商团妥协。 　　在这样的危机下，陈独秀对建立在后方极度不稳基础上的北伐提出了严肃批评。他指出，广东商团在“动辄以罢市反抗革命政府”之余，又“竟至违抗政府命令，自设联防总部，竟至私运大批军火”，对革命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与“香港政府、北方政府（即北洋军阀政府――引者注）、陈炯明”乃是“一串的货色”，其中的“串子”便是陈炯明。因为陈炯明“将中山先生外交政策向香港政府告密”，香港政府又“帮助陈炯明在香港、汕头间的交通及陈派以香港为攻击广州的策源地”，“省港商人尤其是二陈（陈廉伯、陈席儒）向来”“倾向北政府”，“拥护陈炯明”，“罢市反抗革命政府”，“这都是明显的事实”。他进一步分析指出，就这些敌人对于革命政权威胁的大小而言，“现在这种反革命的商团军势力”乃是“真正心腹之患”，其次是东江的陈炯明，再次才是北洋军阀政府。基于此，陈独秀向“革命政府”提出“军事计划”：“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说得上北伐。”因此，“国民党目前重要的工作，不是侈言北伐，而是肃清党内的反动分子和境内的反动势力”。最后，陈独秀以反讽的手法指出：“自己内部一塌又糊涂，还北伐个什么？”可见，陈独秀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孙中山的北伐，只是认为在此时北伐乃是避重就轻，没有抓住关键。这是在分析局势、提出军事计划基础上具有建设性的批评。 　　在陈独秀看来，北伐必须以巩固的后方为前提。广州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著名军事家加伦将军在谈及孙中山的这次北伐时也表露了类似思想。他指出，此次北伐失败“与其说是因为在前进道路上遇到抵抗，不如说是因为后方遭到攻击”，“经验表明，除非有巩固的后方（广东）以及各邻省出现有利于北伐的形势，北伐才能成功”，“这两个条件目前一个也不具备，因此，北伐的问题只能暂时搁置起来，先解决国民党牢牢控制广东和肃清陈炯明的问题”。不难发现，陈独秀与加伦在关于北伐问题上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然而，从提出的时间先后来看，陈独秀的“军事计划”是在1924年8月20日，发表《肃清内部》一文是在同年10月29日，而加伦则是在1924年10月底抵达广州的，第二年1月10日才书面表述对于“肃清内部”的看法，陈显然要早于加。 　　1924年10月，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力劝和帮助下，在国民党内许多人士，尤其是“军校的绝大多数师生”的“强烈要求”下，孙中山决心采取断然措施，平息商团叛乱。1925年1月15日，国民党中央又做出了停止北伐的决定。随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