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技术壁垒应对的新思路.docVIP

我国企业技术壁垒应对的新思路 安佰生 世贸组织（WTO）技术壁垒主要包括《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协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中所涵盖的各项措施。两协定针对各国在标准、认证和技术法规等方面采取的技术性措施制定了具体规则。除了WTO基本原则（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外，两协定还要求成员为实现国内管理目标而采取的措施，不得对贸易造成不必要障碍。此外，两协定还要求成员采取的技术法规以国际标准为基础。 近年来，技术壁垒成为我国出口遭遇的最重要贸易壁垒。为此，我国开展了诸多技术壁垒应对工作，主要是协助企业了解、掌握并满足国外的技术壁垒要求，但在针对国外不合理技术壁垒要求的交涉方面尚需改进。当国外出台一项新的技术性壁垒时，我国应对工作首先应分析国外技术要求是否合理，即分析外方措施是否构成对贸易不必要的障碍，将应对工作重心应调整为力争通过交涉使外方取消违反世贸规则的技术要求，然后再集中精力在技术上满足国外合理的要求。 如何界定国外技术要求是否合理、是否构成不必要的障碍呢？衡量的主要手段是“必要性测试”。“必要性测试”来源于美、欧国内行政法，也是TBT、SPS协定的核心要求。美、欧在该方面有丰富司法实践可资借鉴，WTO相关争端案件也主要以此为依据进行裁决。 一、标准与技术法规的关系 实践中，美、欧国内行政法中大量援引企业制定的自愿标准协助政府监管。因此，我国企业技术壁垒的应对，首先应理清标准和技术法规两者之间的关系。 标准是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产物。工业革命以前的标准主要是度量衡标准。这些标准与TBT意义上的标准有本质不同。度量衡标准往往需要政府进行强制干预、实施，以便明确交易中的衡量标准。TBT意义上的标准绝大多数是工业标准，一般由企业制定、自愿实施，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确保产品质量稳定、性能兼容。现在，我们很多关于标准的研究追溯至秦始皇时代，这就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将度量衡标准和工业标准混为一谈。秦始皇时代制定的标准是度量衡标准，由政府强制实施。如果将度量衡标准和工业标准混为一谈，不利于厘清标准管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容易将政府强制监管与市场自愿规范之间画上等号。 为了研究标准与技术法规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了解自愿性标准如何成为技术性行政法规的一部分。在美国， 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模式开始替代欧洲传统作坊式生产。企业自发成立了诸多标准化组织。直到今天，这些标准化组织都完全由企业组成、主导，靠出售标准文本和收取会员费维持其运转，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拒绝政府的资助，以便保持其独立性。之后，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工伤事故、产品质量、食品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公众强烈要求国家进行监管。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国内监管权属于国会。但国会通过民主立法的方式无法满足监管需求，原因是监管往往涉及大量技术问题，而国会议员显然缺乏相关专业技能。于是，国会开始通过委托立法的方式，授权行政部门进行监管。美国国会先后通过立法成立了职业安全与健康署、环保署、食品药品监督局等行政部门。这些行政部门在制定行政法规的时候，也面临专业技能不足的问题。为了使行政法规既具有技术上的合理性同时符合市场需求，行政部门往往援引企业制定的自愿性标准。一旦这些标准被援引，就成为技术法规的一部分而具有强制性。比如，为推广数字电视，美国标准化组织ATSC制定了系列标准，美国主管部门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在其负责的《联邦法规》（Chapter I of Title 47 of the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中直接明确规定：“数字电视（DTV）信号应符合ATSC数字电视标准A／53和ATSC数字音频压缩标准A/52。这两个标准已经根据美国行政程序法5 U.S.C. § 552(a)的要求被纳入（美国联邦法规）。” 在欧盟，由于欧盟一些成员国家、特别是法国具有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维护公共利益的传统，欧盟的标准化组织并非美国那样完全由企业掌控。欧盟的标准化组织往往与政府部门签署合同，通过合同的方式获得政府的资助，并根据政府的监管需求制定一些标准。欧盟的技术法规管理模式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起初，欧盟“老方法”的做法是政府将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混合为一体。比如，关于低压电器的技术法规（指令），实际上就是含有具体技术指标的（强制）标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并不可行。官员不了解市场和技术，很容易陷入针对技术细节的旷日持久、但效果很差的争论。后来，欧盟采用法规援引标准的“新方法”。根据“新方法”，技术法规只针对安全问题做出一些强制要求，同时规定符合三大欧盟标准化组织（CEN、CENELEC、ETSI）某个具体标准的产品可被视为符合该技术法规要求；不符合该特定标准的产品未必不满足法规要求，但企业需自行证明合规性。实践中，一般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