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钱锺书：“我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docVIP

晚年钱锺书：“我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 　　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钱锺书走出国门访问意大利、美国、日本以及出版《管锥编》后，学术界对他的兴趣与日俱浓。1980年小说《围城》的再版畅销与1990年电视剧的热播，使“钱学”从“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学渐渐转向“显学”，有不断被神化、庸俗化、浅显化的趋势。钱锺书的读者也渐渐从少数象牙塔中人增至普罗大众，大量粉丝的各类来函从四面八方雪片般飞进钱府。 　　1982年钱锺书当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不相识的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等也多了起来。读信、复信遂成了晚年钱锺书一项重要工作，连他自己都感叹“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杨绛先生说：“他每天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每天第一事是写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锺书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案头写信。”“他每天少则写一两封，多则三五封，平均要写三封。别人写信或寄书来，他总要给人家个回应。他回信是出于礼貌，并不仅仅为了应酬。好在他出手很快.呼啦呼啦几下子就是一封”。（《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23日） 　　一生与信的渊源 　　钱锺书的一生与书信有着剪不断的渊源。上中学以后，他就常为父亲钱基博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我常见锺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锺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从为父代笔写信开始，走出家门后，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热衷于写信。考上清华后，钱锺书每次写给父亲的信都被老夫子贴在本子上珍藏，整理为“先儿家书”。“信写的非常有趣，对老师、同学都有生动的描写”，钱基博高兴起来还把自己教训儿子的家信拿出来发表，也把儿子的来信拿出来“显摆”。 　　在钱锺书留学海外，回国后辗转昆明、蓝田、上海等地工作时，书信都是他与外界保持联系、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特别是他与杨绛分开之时。钱锺书杨绛夫妇伉俪情深，早已是现代文化圈中的佳话：“锺书和我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给我写信很勤。”（《我们仨》）解放后依旧如此。杨绛随一伙老知识分子下乡锻炼，钱锺书便每日一信，字小行密，“情意绵绵又生动有趣”。即使在“文革”下放干校期间，他一有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杨绛《干校六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可惜的是，这批“情意绵绵”的家信，大多已被杨绛先生烧毁。 　　其实在电话并非寻常人家可用的时代，书信往来一直是人际交往的必然选择，老派文人更是寄托于此。在信息化的今天，八行书笺，毛笔行书，早已是遗风雅韵的奢侈品了。只是让人意外的是，在钱氏最后二十年中，即使在电话、交通等都极为便利之时，他仍然每天认真地写着信。 　　晚年信札的数量及特点 　　在近现代学人中，钱锺书应是复信最勤、最多的，他流布海内外的书信数量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按杨绛先生的说法计算，后二十年一天平均写信三封，流散于外的信札就有两万封之巨（这还不包括1978年前的）。近些年来，钱锺书的信札早已违背其当初意愿，被别人各怀目的地拍卖和发表。2013年，香港书商李国强欲拍卖钱氏手札一事被炒得沸沸扬扬，甚至惊动了百岁老人杨绛。据报道，此次准备拍卖的钱氏手札有66封之多，另有其妻女书信及手稿等。有媒体吹嘘跟风道：“66封钱锺书与友人往来的书信手稿首次曝光，是钱锺书研究近几十年来的重大发现。”其实自言大量拥有钱氏手札者大有人在。香港的宋淇先生与晚年钱锺书书信来往密切，去世后留下一大批钱氏手札。其子宋以朗透露，宋淇与钱氏夫妇的通信，由1979年开始一直写到1989年，10年间共有138封。（《东方早报》2011年10月9日）台湾学者汪荣祖先生说他保存着75封信，曾征求过杨先生的意见，表示不会发表。许渊冲在一篇《忆钱锺书》的长文中，就收录了近20篇钱先生的来信。已出版的有关钱氏的研究著作中也收录了一定数量的钱札。陆文虎曾收集、整理和编选过一册《钱锺书书信集》，大约征集了各类书信300多封，本拟收于三联版的《钱锺书集》中，但因杨先生反对，这册书信集最终没有出版。 　　杨绛先生曾说，放弃汇集书信的设想，实际上是出于对读者负责的态度。钱锺书先生散落世间的书信数量巨大，现在全部收齐办不到。至于只挑小部分出版，选择标准也不易制定。况且，他的信多为回复来函的普通书简，没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即使个别书信涉及学术问题，内中观点也已在他的著述中详细阐明，不必再收入文集。可以期待的是，《钱锺书书信集》必是钱锺书身后又一部值得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