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 让人痛苦的不是商业，是低级商业.docVIP

汪峰 让人痛苦的不是商业，是低级商业 　　排练室里乱哄哄的，有人调音，有人打鼓，有人搬来一箱水丢在角落。 　　汪峰点燃第三支中南海，把手机连接音响，给乐队成员播放还未面世的新专辑里的歌曲小样。厚厚的远视镜片下，他那双被放大的眼睛刚才还透着倦意，这会儿兴奋闪光：“听听，这首你一定喜欢。”伙伴晃着油乎乎的长发，聆听半晌，说：“我还是喜欢刚才那首。” 　　这样的场景随意、散漫，还有些创作气息，蛮符合人们对摇滚乐排练的想象。 　　不过，下一刻，当排练正式开始，坐在中间高椅上的汪峰就散发出了另一种气场。 　　他先总结最近几场“存在”个人全国巡回演唱会中的问题：贝斯手伢子被灯光严重忽视了，灯光几乎没有打到过他，“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乐手们大声调笑，汪峰等笑声小下来，继续总结：“另外我再说一下上一场出现的严重问题。所有的乐务现在都听好了，你们的工作是这样的，100场不出问题是应该的，有一场出问题，你就只再有一次机会。” 　　上一场，乐务某某递给汪峰的琴不出声了。已经开始唱歌的汪峰左顾右盼，幅度又不敢大。另一个乐务某某某发现出了问题，递给汪峰另一把琴。可这把琴的背带太短，会卡在汪峰脖子那儿，没法弹。汪峰摘下琴，继续唱着，一直不能回头。等了20秒左右，他觉得可能应该有人接着琴了，松了手，可是没人接，琴倒在了地上。 　　“应该提出表扬的是某某某，肯定要批评的是某某。你应该及时反应，应该怎么补救当时的情况，这是你的工作职责。”接下来汪峰开始自我批评：“上一场我觉得整个乐队最不好的是我，因为错了两次最严重的拍子问题，不管是因为什么我在招呼观众。” 　　这位喜欢谈“信仰”、说话常大词连绵的摇滚明星，此时一身人间烟火和专业主义。合起来这两面，似乎让人明白，为什么是他，成为中国摇滚难得商业化成功的范例。 最好的艺术背后 　　一定有大量的工业操作流程 　　老板――汪峰的粉丝们这样称呼他。他知道，说“无所谓”。 　　为什么叫“老板”成了新粉丝经常向老粉丝请教的问题。各个版本的答案包括：他老是板着脸；他生活作息规律，像个企业家或公司白领。更靠谱的答案是，当年他在老官网上的头衔是老板，那时他有个属于自己的独立厂牌“峰声音乐”。现在，老官网和厂牌都没了，这个称呼却留了下来。 　　他苛刻起来确实有“老板”范儿。“当我在走台的时候，如果我慢慢走向麦克风，站着半分钟没说话没唱歌，这个时候你要么让调音师拉掉麦，要么就忍受5分钟完全插不上话的批评。” 2013“存在”巡演启动仪式上，汪峰如此描述自己对演唱会细节要求严格。 　　他的官方宣传片里，恢宏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音乐配着两位数的奖杯、9位数的金钱和数以百吨计的重量――他累计获得10项最佳专辑奖、17首获奖金曲、20个最佳男歌手、82个音乐奖项，此次巡演现场观众人数30万、百人制作团队、总投入近一亿元人民币、每场演出设备重达100吨。堆出来颇有把人砸晕的效果。 　　而汪峰的微博上，签名还是“现代文明是一堆垃圾，我们都在扮演着拾荒者的角色，将自己越掏越空”，与他12年前的小说《晚安 北京》中的第一句话――“现代生活是一摊垃圾，一摊臭不可闻的垃圾。”――非常相似。 　　这种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反思会与对数字、规模上的重视矛盾吗？ 　　“单从人文性上说，永远都有矛盾。但从操作层面上完全没有矛盾。因为最好的艺术背后一定有大量的工业操作流程。”汪峰觉得：“数据是一个最低的底线，它一定不是最重要的，但它会说明你付出和参与的程度。除了作品本身质量已经决定在那儿，其他有很多东西是工业化的，到不了一定的数据是根本不可能保证质量的。” 　　14年前，正是因为被5000美元触动，汪峰最终决定提前和京文唱片公司终止合作。5000美元是汪峰任主唱的“鲍家街43号”乐队两张专辑买一送一的海外版权费，包括除大陆之外所有的华语地区。除去公司提走的部分，乐队7个人分剩下的1750美元。 　　而此前几年，汪峰为做摇滚乐辞去中央芭蕾舞团小提琴手职务时，每个月工资加各种演出费已经能拿到五六千元。 　　“那两张专辑等于是我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至少十年，对生活所有的梦想和理解。我觉得特别悲哀。我就在长时间想一个问题：这就是我现在的价值？”汪峰在一次节目里说：“交不起房租，跟家里打欠条。我特别痛苦在于，如果我一直还没有出专辑，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已经是职业歌手，还这样，肯定是有什么环节出问题了。” 　　现在，汪峰更常遇到的提问是：“物质生活的丰富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歌？”或者，“你写《春天里》这类歌时，怎么让自己重回那种意境？”他的回答很熟练：“不需要重回。抛去所有的光环和物质，人终究是一样的。如果有钱了就写不出好歌，那没钱的时候也写不了太多好歌，这说明富有对于他来讲是终极目的。你的诉求如果是创作优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