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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河纸浆厂案法律评论 　　【摘要】乌拉圭河纸浆厂案是国际法院就相邻国家在边界河流利用过程中产生争端作出的裁判。本案的判决及审判过程中得出的一些结论，对于国际法上的边界河流制度，特别是跨界环境损害责任法律制度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乌拉圭河；乌拉圭河管理委员会；程序性义务；实质性义务 　　一、案件概述 　　乌拉圭河是一条国际性河流，其下游是阿根廷与乌拉圭的界河。1975年2月26日，阿根廷与乌拉圭在双方边界条约（《蒙得维的亚条约》）的基础上，签署了《有关乌拉圭河国际法律地位的规约》（以下简称1975年规约），就该河流的航行安全、引航、港口设施的利用、救助、打捞，水资源、河床与底土的利用、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河流污染的预防与治理等事项，明确了两国的权利与义务。根据1975年规约，阿、乌两国共同建立了乌拉圭河管理委员会（Comisión Administradora del Río Uruguay，以下简称CRAU），负责执行管理1975年规约的具体实施。1975年规约还规定，阿、乌两国因规约的实施产生纠纷，如无法通过协商加以解决，可由任一方提交国际法院作出裁判。 　　2006年5月4日，阿根廷共和国（下文称“阿根廷”）向国际法院书记处提交了一份申请，提起反对乌拉圭东岸共和国（下文称“乌拉圭”）违反由其承诺的双方于1975年2月26日签订的《乌拉圭河规约》（联合国条约汇编，1295卷，I-21425号，340页）项下义务而引起的纠纷。在这项申请中，阿根廷表示这项义务的违反产生于“批准，建设并在未来运作乌拉圭河沿岸的两个纸浆厂”，特别提到“这种活动对乌拉圭河水质及与河流相关区域的影响”。2006年5月4日，这项申请备案后阿根廷又立即提出一项请求基于规约第41条与法院规则第73条采取临时措施。其目的在于确保乌拉圭不会从事任何建设工作。根据分析，在程序性方面，法院认为乌拉圭在对每一个纸浆厂和与Orion（Botnia）mill相关的港口进行环境初始授权前没有通知CARU计划工作。此外，乌拉圭在谈判期间终结前就批准纸浆厂的建设和Fray Bentos港口的建设。因此，“乌拉圭无视了1975年规约7-12条规定的整个合作机制。”同时，法院指出，尽管1975年规约给予自己解决任何有关解释或适用的纠纷，然而它却没有授权自己最终决定是否批准计划的活动。因此，计划启动国可以在谈判结束后继续进行自担风险的建设。由此，法院总结道乌拉圭违反了其通知，通告及谈判的程序性义务。实体方面，法院根据分析总结道，阿根廷诉乌拉圭的理由并不成立。阿根廷并没有足够的理由证明，乌拉圭的决定，包括大量种植桉树给纸浆厂提供原材料的行为，影响土地管理和乌拉圭的林地以及乌拉圭河水质量。因此乌拉圭没有违反其实质性义务。最后，法院以十三票对一票通过，乌拉圭东岸共和国违反了1975年乌拉圭河规约项下的程序性义务；以十一票对三票通过，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没有违反1975年乌拉圭河规约35，36和41条项下的实质性义务。 　　二、法律评论 　　本案是国际法院在1997年匈牙利语斯洛伐克之间就多瑙河水资源开发案之后，第二个就相邻国家在边界河流利用过程中产生争端作出的裁判。本案的判决结果及其论证过程中得出的一些结论，对于国际法上的边界河流制度，特别是跨界环境损害责任法律制度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就案件的审理及判决结果，本案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乌拉圭是否违反1975年规约的程序性义务 　　对于乌拉圭的通知义务，法院认为，一方计划的活动足以使CARU就该活动是否会对另一方造成重大影响作出初步评估，则计划方有义务将活动通知CARU。在这一阶段，提供的信息不一定要包括一个完整的工程环境影响评估，但是在可获得前提下必须向CARU提交更多信息。而这种通知不得以其他形式代替或规避。显然，乌拉圭先于通知CARU及另一方而发布初始授权环境授权并批准纸浆厂及相关设施的建设，其违反了1975年规约第7条的通知义务。而对于规约12条规定的谈判义务，法院认为建立GTAN的协议没有允许乌拉圭减损1975年规约第7条规定的通知和公告的义务，因此，乌拉圭违反了该条规定。笔者认为，乌拉圭的通知行为不仅仅是单独通告，其进行了一系列与CARU、阿根廷以及CARU官员的交涉。并且其强调对纸浆厂的批准建设是在通知CARU六个月后才进行的，而这完全符合1975年规约的规定以及1997年联合国公约13条的规定。同时，乌拉圭的行为符合国际水道法中的合作要求。并且其也遵守了1997年联合国公约8，9，13条的“广泛的诚实信用”（broad good faith）要求。 　　对于乌拉圭的谈判义务，法院同样认为乌拉圭违反了规约的规定。笔者也认为，乌拉圭无论是在通知阶段还是磋商阶段，都尽到了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