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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传媒的转向 　　摘要 西方哲学史上的解释学转向推动了语言学的转向，而语言学转向使语言从一种对话和交流工具上升到了人类存在的本体。新媒体时代是一个“无时无刻不传媒”的传媒化生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语言的本体地位被传媒所代替。传媒已经不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用于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的工具，而是事物存在和自我发展、自我揭示的领域。我们置身于传媒世界中，理解着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一切存在之物。 　　关键词 新媒体时代 传媒转向 解释学转向 本体 　　张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前新媒体时代作为工具的传媒 　　在前新媒体时代，传媒被赋予“器”的功能。器，皿也，也就是一种工具，人们将传媒理解为由人类发明创造的、供人类使用的、用于了解和认知外部环境的工具。因此对传媒的认知基本都是工具论意义上的。一般来说，前新媒体时代的传媒最基本的功能是信息传播和接受，其他的功能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扩充和演化而来的。 　　研究传媒的功能，不得不提到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结构功能主义。1945年，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在《社会学系统理论的现状和前景》一文中，提出和阐述了用以指导经验研究的系统理论――结构功能主义。该理论重点研究社会的结构及其各组成部分之间在功能上的差异和相互关系。当今的传媒功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观点的运用和发展，并吸取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传媒的功能，它关心的就不是传媒系统自身的问题，而是传媒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关心的是传媒的社会功能。 　　1948年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即后来著名的“三功能说”，包括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1959年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书中对拉斯韦尔的“三功能”又进行了补充，增加了重要的“提供娱乐”功能，将其扩充到“四功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将拉斯韦尔、赖特的功能观总结为三个方面：政治功能，包括监视环境、协调、社会遗产传递；经济功能，包括市场信息的传递和解释、开创经济行为等；一般的社会功能，包括社会规范的传达、协调公众的了解和意愿、娱乐等。此外，传播学的另一位奠基人拉扎斯菲尔德和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了传媒的“三功能论”，而且第一次指出并研究传媒的“负功能”问题。他们认为“授予地位”“促进社会规范的实行”是正功能，而“麻醉精神”则是负功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传媒学家提出了很多关于传媒功能的理论，但是，从本质上来看，这些理论都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强调了传媒的“工具性”，强调使用这种工具进行的信息传递、宣传教育、提供消遣等用途，如“?望哨”“社会排气阀”等，目的是为了人们更有利地应付环境，适应生活，顺利地、有效地开展与自身生存和发展有关的一切行为。也就是说，前新媒体时代的人们对传媒的认识总体上仅仅停留在将其作为一种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层面。 　　而这种工具论的传媒观是建立在西方哲学的传统认识论基础之上的。传统认识论强调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将人和自我看做主体，将世界和他人看做客体，知识正是由主体去认识客体而获得的。因此，认识论正是将传媒看成是外在于主客体的“连接”主客体的“桥梁”，并且是主体去认识客体时所使用的工具。 　　然而这种工具论的传媒观在新媒体时代却遭到了根本性的颠覆。新媒体时代的传媒化生存开启了人类生活的新方向，使人类的生存进入了一个新的向度。这样的历史性变革导致传媒发生了根本的转向，而这种转向的理论根源可以从解释学的转向中找到合法性依据。 　　二、解释学的转向 　　解释学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哲学理论，亦称为诠释学、释义学。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源于古希腊词Hermes，本意是指“传达神谕”，目的在于把隐晦的神意转换为人们可以理解的语言和信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解释的目的在于排除歧义以保证词与命题判断的一致性。”[1]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将解释学应用于解释圣经和宗教教义中，并通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把解释学发展成为诠释经文和法典的一门学科。到了近代，德国浪漫主义宗教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将解释学运用于哲学史中，希冀通过批评的解释来揭示某个文本中的作者的原意。总而言之，传统解释学是建立在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体二分的思维方式之上，在这样的思维主导下，解释学是作为方法论而存在的，是主体去认识客体的方法，是读者去解读文本中作者原意的方法。 　　到了后现代，海德格尔率先完成了解释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使解释学从一种方法论转向了本体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观就是要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危机，他认为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最大危机就是对存在的遗忘，即忘在。忘记了存在，我们就必然陷入传统认识论的主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