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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刘冰，原名姚发光，1921年12月生，河南省伊川县人。1938年6月入党。同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抗大六分校、太岳抗日根据地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豫西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历任中共河南省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青年团河南省书记，团中央青农部部长、办公厅负责人；1956年至1966年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1970年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因两次上书毛主席反映迟群、谢静宜在清华表现和问题再次被打倒，两封信由邓小平转交毛泽东，被“四人帮”大做文章，间接导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1978年后历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甘肃省副省长，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中共甘肃省委常务副书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第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顾问等职。1998年离休。 　　南翔同志是我非常尊敬的领导和兄长，我有幸与南翔同志相交相知30余载，他的思想境界、教育理念深深影响了我。2013年9月7日是蒋南翔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回想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我说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让我倍加怀念他。 　　团中央初识蒋南翔 　　我跟蒋南翔同志有直接联系是我从河南调到团中央之后。蒋南翔当时是团中央副书记。1953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点名调我到团中央任办公室主任、青农部部长。1954年，撤销大区时，团中央决定在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办公厅，我任办公厅副主任，主持工作。 　　办公厅工作多是事务性的，但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一个是学到了良好的工作习惯。耀邦特别嘱咐我，开书记处会议，你要亲自打电话通知南翔、高棠。耀邦的这一习惯对我影响颇大，我后来到清华工作，蒋南翔也有这样的工作习惯。当时第一副校长是刘仙洲，我们都尊称他为刘老，他还不是校党委常委时，蒋南翔就交待我说：“凡是常委会开过的重大事情你要亲自向刘老当面汇报。”后来刘仙洲成为常委后，他又交待我：“每次开会你先去刘老那里跟他说会议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看他能不能参加，如果他不参加的话，会后你得向刘老汇报，这很重要，你记住。” 　　南翔曾跟我说起过他的这一工作习惯是向彭真学习的。彭真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宋庆龄是国家副主席，彭真经常登门向宋庆龄征求意见、汇报工作。彭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时，通知会议和交流工作，跟一些副委员长、民主人士都是亲自打电话的。我们党对重要人士的良好工作习惯是值得学习和继承的。 　　当时团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譬如冯文彬、胡耀邦、蒋南翔等人，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上都是有卓越贡献的。冯文彬从井冈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一直从事青年团的工作，是有重要功绩的。冯文彬之后，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提了3个人，陈丕显、张玺和胡耀邦，毛主席在耀邦的名字上画了圈。蒋南翔是一二?九运动时的主将，他草拟的宣言书中有一句著名的话语――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激发当时的青年学生纷纷投向爱国抗日的热流之中。新中国成立后，蒋南翔一直从事青年和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 　　到清华任南翔副手 　　1955年，团中央派我和青农部副部长高仲雨两人去中央党校学习，那时候叫中央高级党校。那时采取苏联的办法，搞入学考试，我们7月参加的考试，记得考试是写文章，字数限定为2000多字。在团中央的两年，写东西我还是有很大锻炼的，所以我交卷很早。 　　进党校学习一年后快毕业时，我向团中央提出想调到地方上去搞实际工作，团中央同意后，当时有3家单位要我，一是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想留我当教员，二是中办想成立国家档案局，曾三兼局长，想要我任副局长负责日常工作，三是蒋南翔要我去清华大学任第一副书记。 　　党校有一个同班同学叫韩洪宾，韩洪宾当时是中组部党员管理处处长，安子文是部长。我和韩洪宾在抗战期间的太岳区共过事，我是青救会的，他是农救总会的，安子文是我们太岳区区党委书记。我就对韩洪宾说：“你啥时见到安部长反映一下，我想去地方，不想待在中央国家机关。”韩问过安后，对我说：“安部长让我转告你，这三个工作让你挑，不让去地方，你如果都不选，组织就决定了。” 　　没办法，我只好自己选择。我认为自己做教员不行，做这个也没个头，不想留党校。我又想，我才35岁，做档案工作得做到何年何月？不能做这个。这时候蒋南翔来找我，邀请我去清华。我说我没上过正规大学，就上过抗日军政大学，我就想去地方做实际工作。蒋南翔说，没事，你来一下，看看。我去看了之后，中午吃饭时，他对我说：“省委地委是机关，不一定就能做实际工作，你到学校来，这里天天接近群众，路上都能碰见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