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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早期群众路线思想的发展过程 　　[摘 要]长期的革命经历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陈独秀逐渐形成了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革命理念，成为一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对中国劳动群众实际情况的了解也使陈独秀对开展群众广泛参与的革命运动有自己独立的思考。陈独秀的群众路线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早期党风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陈独秀；早期；群众路线思想；发展过程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2-0017-03 　　从建党开始，中国共产党便是一个与群众有着最密切联系的政党，一个“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最初的党章要求“党的一切运动必须都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成了党一以贯之的工作路线和工作作风。考察这一政治优势的历史形成因素，自然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自身特点，但同样绝不能忽视党的创建者们在建党前后所秉持的群众路线观念。在这其中，陈独秀的群众路线思想值得重视，他的这一思想及相关实践影响了早期的一批中共党员，成为建党重要的思想基础。 　　1916年年初，陈独秀为自己所创办的《青年杂志》撰写了一篇题为《一九一六》的文章，其中他认为自戊戌维新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失败，都因为那是少数人的政党运动，绝大多数国民却“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2]这可以看作是陈独秀群众路线思想的雏形，虽然并不成熟，但已经领先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对此的认识。重要的是，陈独秀也将这一群众路线思想付诸于实践中去，那就是“启蒙群众”，让他们实现“伦理上的觉悟”，这无疑成了他不久以后领导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原因。 　　一、最初的实践思想 　　就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没多久，陈独秀受蔡元培之邀，于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新青年》的编辑业务移到了北京。此外，他还与同在北大的挚友李大钊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在陈独秀离开北大之前，《每周评论》的撰文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他以往所没有的思想变化讯息：一是对社会主义的期待，认为欧洲的社会主义马上就要来到东方，日本已经率先受到了影响；[3]二是认识到群众参与现代政治的重要性，认为要组织“以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才能扫除中国的祸害；[4]三是开始关注底层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开辟了《国内劳动状况》一栏，刊登了诸如《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上海人力车夫罢工》等文章。[5]如果此时判断陈独秀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还为时尚早，[6]但至少可以清楚看到，作为一个知识精英，他已经将视线下移到了劳动群众的身上，并开始认识到劳动群众对于改变中国社会的重要性。 　　陈独秀在1919年年底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颇能反映他群众路线思想的显著变化，他已经开始将群众置于改造社会的主体地位了。正如他在《宣言》中所宣称的：“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劳动群众才是民主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因为“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7] 　　二、关键的变化阶段 　　1920年年初，陈独秀应章士钊邀请，准备赴广州参与筹办西南大学，取道上海时，收到武汉文华大学的讲学邀请，遂决定临时改变行程，由南京溯江而上抵达武汉。在武汉，陈独秀的演讲直接抨击私有制，提出“打破阶级制度”、“打破继承制度”、“打破遗产制度”的社会改造方案，真可谓“卓识谠论，倾动人群”，[8]但却被武汉当局所不容，在政府的“逐客令”下，他不得不提前结束在武汉的行程，临时返回北京。由于陈独秀的武汉之行太过轰动，各地报纸都转载了他演讲的重点，这让北京的警察厅再次盯上了他。警察厅在其北京的北池子寓所布置了眼线，意图在陈独秀回家之际将其逮捕。幸亏李大钊等人事先察觉，秘密将陈独秀从西车站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再将其装扮成厨子，由李大钊用驴车护送到了天津，[9]随即转投上海。在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之旅”后，他已经开始探索一条过去从未有过的改造社会之路。 　　1920年的3月1日，《新青年》刊发了陈独秀的重要文章《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问题》。文中，他驳斥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多而生产物不足，所以导致贫困”的论断，认为“社会上的贫困现象，不是因为生产物不足，乃是因为分配不均”，所以他建议用“分配平均”和“增加劳力滴数量”等手段来解决中国劳动者的贫困问题，并使用了诸如“剩余价值”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术语。[10]这篇文献显示，陈独秀已经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解释中国社会问题，同时，其思想转变的出发点，则是聚焦在了改变中国劳动群众的生活状态。 　　就在这年的三四月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的宣言》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