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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影响中国外交的路径与模式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通讯作者及地址：徐步华，安徽省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邮编：241003；E-mail： ahnuir@163.com 　　摘 要 目前关于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中国外交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在探讨跨国社会运动与国际规范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现阶段，诉诸国际规范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影响中国外交的一个主要路径，并将这种影响区分为三种模式：“国际驱动型”、“国内驱动型”和“国际国内互动型”。鉴于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国际规范的重要影响及其给中国外交带来的挑战，“学会面对跨国社会运动”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课题。 　　关键词 跨国社会运动 国际规范 中国外交 作用机制 模式 　　在冷战终结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愈益加深，约束国际行为体行为以及协调国际交往的国际规范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国际行为体都在积极地推动国际规范的发展。然而，关于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也有学者称之为“全球社会运动”，不过，比较多的学者尤其是社会学领域的社会运动研究学者倾向于采用“跨国社会运动”的概念。这不仅因为大多数跨国或跨界市民组织和活动在活动范围、目标定位或思想倾向上都不是全球性的，而且“跨国”一词在语义上更为广泛，即既可以包含仅限于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区的跨界网络，也可以包含真正全球性的互动。因此，笔者采用的是“跨国社会运动”这一术语，并将跨国社会运动界定为，以共同认同或目标为基础的、在两个以上国家发动协调一致的和连续的动员和抗议活动以公开地影响社会变革的跨国行动者（其中包括个人、团体和/或正式组织）所组成的非正式社会活动网络。与国际规范之间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二者的互动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似乎还有待深入。本文在梳理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国际规范之间互动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路径及其模式。 　　一、 跨国社会运动与国际规范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国学者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等人认为“规范是对具有给定认同所应该采取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1]。玛莎?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则把规范定义为“行为体共同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2]。 　　这种“集体期望”或“共同预期”会在塑造行为体的行动方面产生影响，使其符合一定的规律，并有较高的可预测性。她和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在《国际规范的动力与政治变革》一文中进一步将规范界定为“具有给定身份的行为体适当行为的准则”[3]。 　　据此，可以将国际规范定义为“国际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所共有的行为准则”，它既包括约定俗成或通行的国际惯例、国际准则和国际机制，也包括具有立法形式的正式国际制度等。 　　通常，国际规范是主权国家在相互博弈和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在政府间国际组织框架内通力合作制定的。具体来说，就是主权国家在彼此关注的领域，基于对共同利益的考虑，通过协商、谈判和相互合作，共同处理全球公共问题，进而产生一系列国际协议或规制。尽管主权国家是国际规范的主要制定者，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规范的建构过程中愈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美国学者凯瑟琳?斯金克指出，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过塑造新的国际规范或者是对国际社会既有规范进行修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规范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所倡导和建构的国际规范和话语又“塑造了人们思考和理解世界的方式”[4]306， 　　即促使国际社会更多地从人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审视和应对当今世界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由于世界政治结构并非就是国际权力结构，国际规范结构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新的国际规范和话语的建构又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因此，斯金克进一步指出，可以说跨国社会运动参与到建构世界政治的进程之中，因为当代跨国社会运动正是“通过改变全球治理的规范结构而促进了世界政治的重构”[4]302。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之所以具有通过改变全球治理规范结构来建构世界政治的能量，一方面是由于跨国社会运动的特征和角色的变化。与19世纪国际工人运动等所谓“老”跨国社会运动相比，当代主流的跨国社会运动具有一些新特征：在组织方式上实行非集权化、非等级制和网络化；在运动方式上提倡和采取非暴力的直接行动；在运动目标上主要是激进的改良主义；等等。 关于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特征的详细讨论，参见叶江、徐步华《试论跨国社会运动的特点及其对当代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