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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平诗歌形式实验简论 　　摘 要：在一个有着强大的“重道轻文”传统的国度里，每一次形式革命都是对文学独立性的巨大尊重，因此也通常具有里程碑意义，并对后世创作产生影响。中国新诗在形式上的实验也在断断续续进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民刊《原样》为主要阵地，集结了一批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形式实验主张，并在创作中自觉将之实践的诗人。周亚平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对于诗歌来说，只有“形式”才是最重要的，而“思想”是有限的，是一种“肤浅”的束缚。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呼应：首先在语言（文字）本身的实验上，以带有即时性、随意性、反复无常性的自由联想和诉诸感官的?丽辞藻进行写作；其次在观察和呈现事物的方式上，抛开叙事和抒情，强调以“描写”来“恢复”事物的“具体姿态和基本成分”，将对事物本身的兴趣置于任何伟大思想之上。此外，本文还讨论了周亚平形式实验蕴含的其他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关键词：现代诗研究；周亚平；诗歌形式；新诗实验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3）02-0038-05 　　引 言 　　“我致力于破坏既定与偶像的写作。”[1]4“我们不要寓，只要言！”[2]这是周亚平相隔20年的两句宣言，但意思一以贯之：与注重思想的诗歌传统相悖，打破既定教条与束缚，强调“诗歌文体本身”，“即形式”。[3] 　　在一个有着强大的“重道轻文”传统的国度里，每一次形式革命都是对文学独立性的巨大尊重，因此也通常具有里程碑意义，并对后世创作产生影响。南朝宫体诗或被指责为浮靡轻艳俚俗冶荡，但其对诗歌形式的贡献早已为历史所证明――没有宫体诗就没有律诗，古典诗歌也就不可能在唐代达到巅峰。白话文运动以后，虽然说：“无论诗人的主张如何千差万别，一种鲜明的实验主义立场则是共同的。……因为我们的新诗传统还是那么薄弱，以至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对中国诗人几乎不起作用”[4]，但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形式实验主张，并在创作中自觉实践的诗人群，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才真正出现。以民刊《原样》为主要阵地，周亚平、车前子、黄梵（黄凡）等诗人以一种先锋姿态登上诗坛。本文主要讨论周亚平。 　　周亚平认为，对于诗歌来说，只有“形式”才是最重要的，而“思想”是有限的，是一种“肤浅”的束缚。他反复声明自己对“思想”和“形式”的看法：“我赞同一句话：‘人的真正的固定不变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种：我不思考，我没有任何问题要思考。’现在我只承认我对写作本身负有部分责任。”（《发言：1990》） “在中国，通常对我们的指责是：把思想和艺术割裂。那些早熟而练达的政治批评家，一旦他们找不到有限的思想来确定我们诗歌中文字及语词的意义，他们就认定它是晦涩的、游戏的、玩的。”（《在中国致J?H?蒲龄恩先生》 “受到重视的将不是内盛物，而是盛器。……在深刻的事物间，思想可能最肤浅。”（《影子：带走的札记》）虽然他在具体创作中，并未彻底实践这些宣言中的极端部分，但这些宣言很明显表现了他对“形式”的重视，并在极大程度上与他的创作互相影响。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呼应。这首先表现在语言（文字）本身的实验上，即以带有即时性、随意性、反复无常性的自由联想和诉诸感官的?丽辞藻进行写作；其次表现在观察和呈现事物的方式上，即抛开叙事和抒情，以“描写”来“恢复”事物的“具体姿态和基本成分”，将对事物本身的兴趣置于任何伟大思想之上。此外，他的形式实验还蕴含了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其他问题。 　　一、“吐去你的牙齿” 　　在著名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里，“原样”的同代人胡冬撰写了一篇文章《诗人同语言的斗争》。他在该文中说：“诗人关心的应是对语言本身的锤炼”，“作为纯粹的语言艺术，诗完全相信了语言本身――对语言审慎而出色的安排，把语言的链条精密地组合成美丽的序列，诗人的任务在于赋予一首诗以经久的美玉般的光辉”，“每首诗都是诗人建立的语言的新秩序”。[5]周亚平诗歌也自有他的“语言新秩序”。 　　首先，他诗中的语言常常像蛇一样扭转自如，这归功于他在使用语言时的无拘束，即时、随意、反复无常的自由联想是他结构语言的重要方式之一。《玉米师傅》是这方面的代表。以其中一段为例：“玉米。绿色中的鸭子/也和梨。鸭梨。/梨核中躲藏着你的才智/“离”。她的轮廓//又像“犁”。//她。会种/会收。/会歌。歌的大半/已被吃去。”“鸭”和“梨”组合成“鸭梨”，又从中国古语“梨子心中酸”联想到“梨核中躲藏着你的才智”和“离”，谐音双关，再从语音的角度联想到“犁”，又从“犁”的语义联想到“会种”、“会收”、“会歌”等一系列与乡村元素有关的短语，最后回到食物，说“歌的大半/已被吃去”。晦涩抽象吗？如果非得探寻它的思想，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若仅享受它的语言，却流畅具体而充满惊奇。《我国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