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院士高福：H7N9研究要做就做世界一流.docVIP

专访新院士高福：H7N9研究要做就做世界一流 　　高福，中国科学院2013年度新晋院士之一，在H7N9禽流感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评为“2013年度科技创新人物”。其于1991年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院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在回国前在牛津大学任讲师、带博士、建实验室，2004年回国 　　与喧嚣的街区相比，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显然是一方安静的天地。“他是整个所里最努力工作、最忙、最辛苦的人”，这里的保安王艳春一连用了三个“最”字向《留学生》记者描述他所知道的高福，“这里每天谁来了、谁没来、谁待得久、谁走得晚我都清楚，他有好几个办公地点，但几乎天天要来这边，总是很晚才走，昨天晚上就是11点多走的。” 　　“天天如此？”《留学生》记者追问。 　　“周末是，除夕、初一都是，他没有假期的。”王艳春回答。 　　2004年，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十余载的高福，卸下牛津大学讲师、博士生导师的身份归国，继续在生命科学领域里默默耕耘，直到这场突然来袭的H7N9禽流感病毒令他名声大噪。高福的名字，除了登上“2013年度科技创新人物”的榜单，还出现在新晋院士的名录里。 　　2013年3月，H7N9禽流感病毒在中国向人类发动了第一场战役，中国迅速抽调科研骨干组建起一支针对H7N9禽流感病毒的联合攻关团队，时任中科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的高福临危受命，出任该团队首领。 　　2014年，H7N9禽流感病毒的进攻似乎更猛烈，短短两个月内，感染的人群数量已超200，高出去年全年的总人数，而发现疫情的地域范围也在扩大。高福带领着研究组成员在科研一线疲于奔命，《留学生》专访被一再推迟，最后终于敲定2月22日的上午，地点则定在他办公室、实验室的所在地――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留学生》记者跟随身着一袭褐色长款大衣的高福来到办公室，约30平方米的房间，中间摆了6张办公桌，右边是摆满书本、奖杯和证书的大书橱，左手边则是铺满地面的杂物和纸质资料，其中占地最大的是一个落地式写字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的分子式，是讨论的痕迹。那些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发表在《科学》、《柳叶刀》等世界顶尖期刊的文字正是诞生在这间看似杂乱、空间局促的办公室里。 　　在《留学生》记者打量的片刻，高福已脱下大衣外套，走到他那张靠近书橱的办公桌旁，捋了捋身上的深蓝色西服后坐进椅子里，用夹带着英文单词和生命科学专业术语的流利普通话，跟《留学生》记者聊起他的留学经历、科研工作，还有他自己用“夜以继日”形容的对H7N9禽流感病毒的“攻坚战”。 　　40岁被训得抬不起头 　　留学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留学经历吗？ 　　高福：严格来说，我不是留学，而是游学，因为先后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多个国家学习。 　　是中英友好奖学金给了我出国的机会。从北京农业大学硕士毕业后，我一边留校当老师，一边申请出国留学，当时申请中英友好奖学金的竞争十分激烈，先从各个单位进行选拔，再通过国内的笔试，最后还有英国方面的英语考试。而且申请这个奖学金的限制条件比较多，其中有一项是年龄不能超过30岁，我是1961年11月出生的，28岁申请，29岁的时候被选上，到1991年才出国，那年正好30岁，算是踩着点过去的。 　　1991年，我被公派到英国牛津大学读了三年的博士，毕业后到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待了三个月，拿到工作签证后又在牛津大学分子医学研究院做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之后就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继续做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后来又回到牛津大学当老师，所以我的游学生涯主要由这“四个三”阶段组成，在国外一共待了13年。 　　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后的时候已经快40岁了，两个导师要求十分严格，一把年纪的我经常被训得抬不起头，但根本原因终究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只能提醒自己不断进步。 　　留学生：从中国到英国、从老师变回学生，对环境和身份的同时转变是否习惯？ 　　高福：我对环境的改变没什么感觉，即使今天在中国、明天在英国、后天在日本都没丝毫关系，不管是生活习惯还是文化差异我都能很快适应。 　　只是突然变成一个纯粹的学生有点不习惯。在国内，我毕竟工作了五年，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96元，加上自己做点小研究，手头还算宽松，到牛津大学后，每个月只能从咱们国家领到320镑的生活津贴，房租就花去了一半以上，虽然也够生活，但比较拮据。 　　说到这，我非常感谢我当时的研究所所长，他在发现了一名苏联留学生因生活费不够，去偷偷打工赚外快的事情后，不但没有惩罚，反而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得知一个普通的英国学生每月维持正常生活的费用为370镑，他为了学生一心做研究学习，拿出所里的经费，将每一个外国留学生的生活津贴提高至370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英国是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