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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袁振英与新道德 　　【摘 要】青年时代的袁振英，生活在民国初建和新文化运动的大时代中。无论是前者的政治革命，还是后者的文化鼎新，都对中国社会的道德观产生了深远影响。袁振英是这一新潮的参与者，他通过著译，提倡新道德，鼓吹“道德革命”，帮助人们解放思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同时立身谨严，以新道德要求自己，努力践行。青年袁振英的道德观，体现了在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大转折时期，一个积极进取的青年向往理想社会、呼唤个性解放、摆脱传统束缚的意愿。他不断接受新思想，参与进步的政治活动，与他的进步道德观也有着密切关联。 　　【关键词】袁振英；新道德；新文化运动 　　袁振英在其翻译的短篇小说集《牧师与魔鬼》的《自序》中说道：“要改造社会，一定先要改造人的思想；如果个人的思想不改造，什么改造都是假的！”① 民国初年的青年，处在从旧世界到新世界转变的大潮中，个人的思想和经历，都受到时代的强烈影响，必然带有时代的深刻印记。袁振英的这一表述，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知识青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个人思想和道德修养的注重。② 　　一、爱国和进取的青年 　　广东地处沿海，与西方较早接触，梁启超曾说，广东在中国史上，虽然没有产生多少在全国举足轻重的“非常之人物”，但是从世界史的眼光来看，广东是关乎民族竞争和文化交流的最重要地点之一，“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③ 1894年袁振英出生于广东东莞一个世代教书的文人家庭，从小接触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教育。11岁即随父亲到香港。1908年至1911年，在香港英皇书院就读。毕业后在香港皇仁书院继续求学。西式教育推动了袁振英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爱国主义思想的产生。虽然生活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但袁振英对这个地方并无好感，他厌恶“英国人的夸大狂”，厌恶英国人对其民族优越性和历史胜迹的宣传，痛恨英国人、英属印度巡捕对中国人的蛮横傲慢。尽管学会了流利的英语，可以说是找到了谋生的捷径，日后担任为外国人服务的买办、书记等职务十分容易，但袁振英志不在此，他认为自己学习外语，是要为祖国服务的。他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感慨道：“我以这些[指做洋奴、走狗、买办、大办、传话（翻译）、写纸（书记）等为外国人服务的职业――引者注]都是可耻的，所以我要回到祖国的怀抱来，投考国立北京大学。我们学英文只要拿做一种研究科学的工具，不要学来做帝国主义的走狗，其他一切外国文也应作如是观！”④ 　　1915年，袁振英考入北京大学英文门。此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袁振英投身于新文化的大潮，努力研究新思想、新文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促进社会改良。他积极参加和组织新社团、办刊物、撰写文章，成为一名思想激进、表现活跃的学生。1918年，袁振英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广东国立高等师范聘为哲学教员。不久即到菲律宾组织创办全菲律宾华侨工党，负责编辑工党机关报《平民日报》，并任《民号日报》撰述员。1920年回国后，先是在香港担任《晨报》兼《新民国报》记者，后辞职往上海。在上海，袁振英参与协助陈独秀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这一时期，他担任《共产党》月刊撰述员、《新青年》杂志撰述员、《劳动界》的编辑与撰稿人、《俄文生活报》英文翻译。这是他个人思想发展到最高峰，也是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期。他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使成为中共建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中共最早的50多个党员之一。其后，袁振英的活动离开了中共党史的范畴，1920年12月广东省政府委任他为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21年8月至1924年8月前往法国留学，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此后担任过各种教学和编译职务。解放后任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和广东文史馆馆员，1979年1月在广州病故。 　　二、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道德观 　　清末民初，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和政府，宣扬抽象的人性。因其具有趋新的色彩，并且是以激进地反对现有统治秩序为号召，对追求中国出路的青年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特别能够得到青年的信仰。无政府主义除了政治上的诉求外，在道德上也有自己的主张。袁振英较早接触到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道德观对他有深刻的影响。 　　民国元年，袁振英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时，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思想领袖刘师复和郑彼岸、莫纪彭等人在广州东堤东园组织了“心社”，在广州、香港等地宣传无政府主义，该社的宗旨是“破除现社会之伪道德、恶制度，而以吾人良心上之新道德代之。”① 心社有12条戒约：（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坐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做官吏；（九）不做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做海陆军人；（十二）不信奉宗教。② 这个十分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影响力虽然不大，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