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体系形成后的法律统一适用问题.pdfVIP

上级法院的确认和公布，以此确保判例的权威性和一致性。“判例的适用”主要包括对前后案件 “必要事实”或“基本事实”的比对，确定是否属于相似案件；对前后案件进行价值、政策、利益等权 衡，确定是否具有相同的裁判基础；排除不合法、有错误先例的适用等司法技术，等等。这个阶段的 研究尽管取得了大量成果和进展，但大体上多数仍可说停留在一般论的层次上，尤其是对在我国建 立判例制度的现实条件和可行性等问题上研究不够深入。 大致从2004年起一直到目前，可以算做判例研究的第二阶段。其特征是紧密围绕“指导性案 例”的制度建构，显得更加务实。围绕最高法院起草并于2005年lO月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 年改革纲要》所明确提出的建立“指导性案例制度”这一司法改革目标，首先由来自法院的作者在 与司法实务密切联系的刊物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o(1】2005年11月7日《人民法院报》还以“判 例、案例和司法解释”为题发起了征文活动，发表不少相关文章。此外还有一些由实务界人士编写 的判例研究文集出版，反映了实务界对这个领域的深度关切。[2】与实务界的上述动向相对应，这 个阶段学者的研究也聚焦于“案例指导制度”，产生了一批成果o[3】这个阶段无论实务界还是法 学界的相关研究都更加务实，注重具体的制度建设和我国现实条件制约下的可行性问题。同时，一 些法院开始尝试在有限范围内试行与“案例指导”直接相关的改革措施，最高法院若干部门和部分 高级法院编纂各种形式的“案例集”，多个相关的研究项目也相继启动。 二、判例研究的时代背景 到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已经在立法层面形成的今天，有关判例的研究看来正在迎来一个新 的局面。越来越多的法律人认识到，司法判例制度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作为法治微观基 础和技术性条件的重大意义。对于以成文法体系为特征的法治国家来讲，国家制订的立法通过司 法保护权利、解决纠纷、惩罚犯罪的日常实践渗透到社会中去，引领生活秩序的形成，“型塑”社会 生活本身，回应社会发展提出的新问题、新需求，实现国家与社会与时俱进的良性互动。这可以视 为“依法治国”的一种重要含义。在此意义上司法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不可或缺的媒介，而其中的判 例则构成了将一般性的立法与日常处理具体案件的司法实践连接到一起的制度装置。 在抽象的法律条文和司法处理的一个个具体案件之间，法官一方面需要把千差万别的案件事 实“格式化”，另一方面又需要经常不断地重新解释构成法律条文的要件和效果，将规范和事实结 合起来推导出结论。这就是法律的适用。理想的状态是，所有的法官面对存在无尽微妙区别的一 个个具体案件，在案件事实的格式化操作和解释适用法律规范的推导过程中都能遵循同一的方法 (I]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可参见周道鸾：“中国案例制度的历史发展”，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5期；蒋惠岭：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几个具体问题”，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5期；沈志先等：“重视典型案例努力提升司法水 平和能力——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若干实践”，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7期；黄海：“构建案例指导制度的 思考”，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10期，等等。 (2)如董皓主编、唐文副主编：《中国判例解释构建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奚晓明等编著：《两 大法系判例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 (3】 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可参见刘作翔：“我国为什么要实行案例指导制度”，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8期；陈 灿平：“案例指导制度中操作性难点问题探讨”，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3期；周佑勇：“作为过渡措施的案例指导 制度”，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3期；刘作翔、徐景和：“案例指导制度的理论基础”，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 汪世荣：“补强效力与补充规则：中国案例制度的目标定位”，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郜永昌、刘克 毅：“论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定位”，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4期，等等。 396 及标准，其结果则是做到“同样个案同等对待”的法律统一适用。但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因种种复杂 的原因，不同法院及不同的法官在解释适用立法处理案件时却未必能够达到这个出自于“法治”本 质的要求。为了从制度上保证或支撑这一要求得以实现，司法判例的制度建构因而成为必要。判 例是能够为同类案件进行同等处理提供参照的个案结论，包含着格式化的要件事实和具有确定含 义的规范命题，可以方便此后面临同类案情的法官作为先例加以援引。判例通过司法体系内某种 权威性的共识或指定得以确立，也通过上诉及审级的制度安排获得反复的认证或加以微妙的调整。 当事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