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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国的农业危机 厦门大学 陈支平 一，明清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是什么？ 二千年来，中国始终以农业立国。农业的兴衰以及农村经济的兴衰，决定着历代王朝的 兴衰，也决定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演变趋向。正因为如此，我们要 探讨十九世纪中国的危机，就不能不从最基本的农业经济入手。脱离了农业以及农村社会的 这一立国根本的经济基础，其它的各种论说未免显得底气不足，同时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 的实际情况。 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者都知道，作为决定历史发展进程或阶段的经济基础的基 本要素，生产力的进步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这一基本理论出发，许多研究中国历史 发展阶段的学者，无不十分重视对于各个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研究，把各个时期生产 力发展水平当作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然而，我们从有关研究明清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论著中，看不到多少关于农业科 技或者农业耕作技术制度有着明显进步的记述。研究明清两代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坚信自己 研究的这两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时期。为了充分论证这一点， 学者举出了诸如农业、手工业、商业、商品市场经济等种种的史料记载。令人遗憾的是，人 们在论述明清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时，基本上是以引进扩种粗粮品种如番薯、玉米等以 便解决贫民的饥饿；以及开垦边疆、山区的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这两项史实作为主要标志的 （除此之外还有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的扩种）。至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制度的变 革、水利肥料的创新等等方面，很少能够看到有比前代较为显著的进步，更谈不上具有跨越 性的进步了。 二，扩种粗粮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悲哀 明清两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主要体现在粗粮品种的引进推广和边疆、山区荒地的开 垦方面，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悲哀。中国传统的主要食粮是稻谷和麦 子，这虽然与游牧民族的以动物肉为主食的饮食结构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以植物为主食的 物种中，仍然不失为比较精细的食物。假如说明清时期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以引进 扩种番薯、玉米等粗粮品种为主要标志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运转是以恶 化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准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唐宋之时，中国一般的下层民众基本上可以以 麦子、稻谷等比较精细的粮食来满足对于食物的需求，而到了明清两代，一般的下层民众反 而要降低标准，参用粗劣的番薯、玉米等食物来解救饥饿的危机。 明清两代之所以要以粗劣的粮食代替精细的粮食，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这一 时期传统粮食的生产已经逐渐无法满足人们对于日益增加的对于食物的需求，饥饿的人们只 好以降低食物标准来维持艰苦的日常生活。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粮食生产的增加，主要依赖扩大土地耕作面积和提高粮食亩产量 这两条途径来实现的。中国农业经过二千多年的磨练，其自然条件优越的可耕地面积，到明 清时期已经所剩无几。人们希望在可耕地面积上有所进展，更多的途径只能是向边疆区域或 自然条件较差的山区开垦。而这种可耕地面积的扩大，一方面是可增加的数量毕竟有限，而 另一方面则因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充其量只是解决移民的温饱问题，对于缓解整个中国 的粮食供应危机，作用终究不会很大。 在土地可耕面积扩大受到自然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 另一条主要途径就是争取提高土地的亩产量。而土地亩产量的提高，无疑应当依靠于农业耕 作技术和农业科技的突破性进展。然而明清时期农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显然无法在这方面发 挥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虽然在明清时期得到了高度的体现，但是从科学技 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明清时期的农业耕作技术基本上属于小打小闹式的些微改进，前进 的步伐相当缓慢。在这种相对落后的农业耕作技术状态之下，农业粮食生产亩产量的提高， 也往往成了一种寄托于天公神灵的奢望。 既然明清时期扩大土地可耕面积受到自然条件限制和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缓慢，那么人 口的增长便成为制约粮食供需的最大瓶颈。有的学者研究表明，明代后期，中国的人口数量 可能超过二亿，这个数量已经给传统的农业生产施加了莫大的压力。到了清代，中国的人口 数量继续高速度增长，到了清代中后期即十九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可能已经突破四亿大 关。在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之下，中国的传统农业已经不堪重负，一般的下层民众，不得不 以参食粗劣食品、降低日常生活水准的下下之策来维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