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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 Webmaster: ArtDesign轩 | Time: 十月 10, 2012 青岛科技大学传播与动漫学院 刘桦政 | LIU Huazheng 摘 要:文字是思维的直接表现，一个民族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与其思维模式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本文通过分析汉字与中国人的直观思维途径、朴素辩证思维模式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元典，群经之首《周易》三个方面的密切关系，指出汉字的创造过程、字意引申、识读方式、视觉表象特征、字形构造和词语组合中对称、避就、映衬等准则中渗透着汉字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深远影响，它不仅是记录的文字符号，更是载负着古代科学知识和民族文化观念的全息标志。 关键词:汉字 直观思维 朴素辩证思维 周易 文字是思维的直接表现。一个民族文字观念和形式的形成，受制于民族整体的思维模式，而文字又影响着民族的思维模式。由于汉字长时间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人又长期对它保持着崇拜的态度，所以它和中华民族思维的关系就甚为密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汉字和中国人的直观思维途径 中国人擅长直观地把握世界，重体知，轻认知；重领悟，轻论证。《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在谈到这种思维形式时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直觉思维的概念认识，可能启示于他们文字的构造。这种直觉——联想的体系有其自身的因果性及其自身的逻辑。它既不是迷信，也不是原始的迷信，而是它自身特有的一种思想方式……”[1] 汉字在创造的过程中，最初采用的是从物出发这一直观的方法。大多数汉字产生于三千年之前，世界上几乎所有早期民族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就说明了人类语言总是符合于并相应于特定的人类生活形式。正像维柯在《新科学》中所说的那样：“最初的各民族都用诗性文字来表达思想，用寓言故事来说话，用象形文字来书写”[2]。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特点也相应决定了对它的创造必须重视感情直觉的途径。许慎将其概括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就是强调汉字的创造不离具体的物。 汉字在创造过程中深受早期朴素直观思维的影响，当然，所有民族在早期阶段总是自发地倾向于直观，世界上大多数文字都发端于象形这一现象足以证明。古希腊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朴素直观的方式，但它在中世纪就被重分析、重科学的认知方式所取代，而我国至今仍然较多地保存着这种方式，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汉字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汉字是目前世界上惟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系统，它在担当传播任务的同时，还显示给后人一套建构世界的认识方式，人们在认识世界时，这种方式盘踞在人们的思维深层，时时启发激活人们模仿这种方式去把握对象，它蕴涵的思维特性和构造方式潜移默化的对人们产生影响。 现代中国人对汉字创造中的这种直观方式不断加以发掘，从而加强了这种认识方式对人们的影响。古人造字具有一系列的直观认识特点：一、“古人制字多自事物始”（元周伯琦《六书证伪》），明确将观物作为造字的前提。二、汉字是在万物的启发下产生的，而不是逻辑推理的结果，唐代张怀灌在《书断》中说：“尔其初之微也，盖因象而瞳胧，渺不知其变化，范围无体，应会无方，考冲漠以立形，齐万殊而一贯。”汉字的这种认识特点和后来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相契合。通过汉字形体的历史演变来看，它经历了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到楷书的发展过程，汉字由繁入简，由形象趋向抽象，但象形的本质并未全然消失，鲁迅称之为“不象形的象形字”。此外，汉字象、意叠合的关系，使汉字获得了双重的描述物象的能力。由此，人们常利用汉字的这个特征去概括地描述物象，在表状特征的同时，还把字形以外的观念牵带出来。如以汉字刻画人的长相和姿态，称某人长着“国”字脸，在揭示脸形特征的同时，又映照出堂堂正正、庄重大气的内在关系。 在字义的引申中，也渗透着这种直观方式。如“了”字，既有观照的意思，也有明了、了了、了然于心的意思，还可以表示完了，并进而虚化为表示过程结束的助词。这表明，在传统文化心理中，“观”与“感”、“感”与“觉”（明了）、“觉”与“了”（明了）是融通一体的，所谓一观即感，一感即觉，一觉即了，瞬间的观照活动就是认识活动的全部。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敏捷就成了智慧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敏”，《说文》：“疾也。”在中国历史上，人们之所称赞曹七步、温八叉，之所以看重倚马可待的文才，也正是这种心理在社会文化中的体现。 汉字识读对中国人直观认识方式的影响更加突出。汉字是具有很强的具象性，它视觉形象鲜明，非字母文字所能相比。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曾做过这样的试验，结果表明在语音干扰方面，英文要比汉语严重得多。日本人也做过类似的试验，认为汉字可以帮助人们诊治“失读症”。汉字阅读主要是一种视觉阅读（visual reading）[3]，汉字的书写形式给读者很大便利，它是一种单体书写形式，呈方型矩阵，图画性和示导性强，因此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