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清quot;告不干己事法quot;及其对生员助讼的影响.pdfVIP

·法学论坛· 宋明清“告不干己事法”及其对生员助讼的影响 霍存福4 [内容摘要】 起源于宋朝而延续于明、清的“告不干己事法”，其禁制对象 为横行闾里的罢免官吏、官吏子弟、生员、地棍等“健讼”者的助讼活动；“健讼” 者的主体部分，是正在形成中的讼师群体。宋、明两朝的“告不干己事法”，作为 基本的或替代的讼师禁制法，间接地起着禁制讼师或讼棍活动的作用。至清代， 才出现了直接针对讼师或讼棍活动的专门条例，直接方式与间接方式相互配合， 共同影响着诉讼的形态。“告不干己事法”特别禁制了在学“生员”的助讼活动，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他们过渡到专业或职业讼师的通道，扼制了法律服务 业发育与成长的机会和可能。 [关键词】 告不干己事法 生员 助讼 《唐律疏议》卷二四《斗讼》虽有“为人作辞牒加状”和“教令人告事虚”两条规定，但在唐 朝，似乎并未形成专门治裁讼师或讼棍的法律，实践中也未有过对讼师进行制裁的记载。讼师 在当时尚未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好讼”也只是一个极个别的区域性问题。[1]《宋刑统》及明、 清律也基本沿用唐律，律文方面一直没有大的变化。但宋朝以后，公私文籍中“健讼”一词使用 渐广，专门指称惯于诉讼者；相应地，北宋出现了专门制裁助讼者的单行法律——“告不干己事 法”，明清沿袭并扩充之。这个单行法律，对诉讼的干预是广泛而深刻的。就对象而言，它所针 对的是横行闾里的罢免官吏、官吏子弟、生员j地棍等“健讼”者的助讼活动的；但在本质上，它 对正在形成中的讼师群体及其相应的助讼活动，起了相当的抑制作用。因而，在阻碍法律服务 +霍存福，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法文化精神研究” (05BFx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好讼”被作为“坏”现象贬斥，在唐以前不曾见。贬斥“好讼”，较早的是唐朝杜佑。《通典》卷一七九《州郡九 ·古冀州下·风俗》载：“邺郡，高齐国都，浮巧成俗(自北齐之灭衣冠，士人多迁关内，惟伎巧、商贩及乐户移实郡郭，由是 人情险波，至今好为诉讼)。”观此，杜佑将“伎巧、商贩及乐户”等“事末利”及“乐户”之贱民作为“好讼”的集团来看待。 言下之意，由于这些人整日逐利、是求利箍的群体，因而讼以求利是其常态。“人情险诚”即民情险诚。“险”即险恶、阴 险；“波”之涵义即“不平正，邪僻”。参见[唐]杜佑：《通典》(第5册)，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745页。 82 万方数据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业的发展方面，该法难辞其咎。不过，在宋、明两朝，“告不干己事法”是作为基本的或替代的讼 师禁制法发挥作用的；直至清代，才出现了直接针对讼师活动以及逼勒官员弹压讼师、讼棍的 专门条例，(2】形成了直接禁制与间接禁制两种法律并行的局面。 一、宋代“告不干己事法”的出台 北宋开始有了专门处罚助人诉讼者的法律，这就是“告不干己事法”。考其事之源始， 似属偶然。宋人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一·“告不干己事法”由来》云： 营．烈人赵谏，尝为小官，以罪废。唯以录人阴事，控裁阁里，无敢忤其意者。人畏之甚于寇 盗，官司亦为其羁绁，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员外郎谢涛知曹州，尽得其凶迹，逯系有司，具前后巨 蠹状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奸赃狼籍，遂谕弃市，曹人皆相贺。因此有“告不干已事法”著于敕 律c[3]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六月丁亥条，该法出自于北宋真 宗时期。该条记日： 曹州民赵谏与其弟(赵)谔，皆凶狡无赖，恐喝取财，交结权右，长吏多与抗礼，率干预郡政。 太常博士郑人李及受诏通判州事，(赵)谏适来京师，投刺请见，(李)及拒之，(赵)谏大怒，慢骂 而去。因帖膀言(李)及非毁朝政。(李)及得之，以匿名事，未敢发。会大理寺丞任中行本(赵) 谏同乡里，尽知其奸恿，密表言之。上即遣中使就访，京东转运使施护、知曹州谢涛并(李)及，皆 条疏(赵)谏兄弟丑迹，乃逮系御史狱。又诏开封府、曹州吏民，先为(赵)谏、(赵)哿恐喝者，得 自首露释罪。命搜其家，得朝士、内职、中贵所与书尺甚众，计赃巨万。己丑，并斩于西市，党与 决杖流岭外，与之游熟者并坐降黜。因诏：“自令讼不干已事，即决杖、荷校示众十日；情理蠹害， 屡诉人者，具名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