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增加社会流动性.docVIP

蔡洪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增加社会流动性 比经济转型更重大的课题，是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增加社会流动性——这也正是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财新网】（特约作者?蔡洪滨）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当一国人均GDP迈过3000美元的门槛之后，如果不能及时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长期停滞在某一个中等收入水平。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能否成功实现经济转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维持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08~2009）》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增长源泉来自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基本生产要素的积极性；第二，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9000美元，增长源泉来自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尤其是调动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第三，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持续增长的源泉来自创新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活力。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按名义汇率计算，2008年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可以说，中国已经走过了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了效率驱动的发展阶段。显然，只有改变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才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经济必须转型的原因。 然而，根据世界范围内可得的跨国经济发展数据，可以发现，除少数国家人均GDP一直在1000美元贫困线上下波动之外，大部分国家人均GDP都能够从1000美元增长至3 000美元。然而，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多数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持续增长，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目前学术界和媒体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政府规模、收入分配差距、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国民健康，与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密切相关，受到普遍关注。我们的初步计量研究表明：第一，政府规模过大，确实会对经济增长起反向作用；第二，在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三，教育水平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第四，国民健康与经济增长也是正相关关系。 我们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没有任何一个经常提到的结构性因素，比如进出口比例、投资比例、外资比例、工业比例和通货膨胀等等，能够决定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简单地强调某一个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可能误导相关的政策讨论。 我们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具体而言，社会流动性的定义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程度，其测度方式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事实上，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比例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静态的不平等，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将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 关于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厉以宁教授曾经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一书中指出，一个社会从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转变的重要环节，就是充分的社会流动性。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的2008年的研究显示，一个由精英阶层垄断社会资源的社会，能够实现短期繁荣，但是不能实现长期繁荣，这主要是因为精英阶层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会设置各种进入壁垒，导致社会流动性低下。 根据Hertz等学者2007提供的跨国数据，我们考察了社会流动性与GDP增长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社会流动性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受到“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拉美国家，例如秘鲁、智利和巴西，其代际教育相关系数分别为0.66、0.6和0.59。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代际教育相关系数都低于0.5，美国为0.46，欧洲一些国家是0.3左右。 从理论上看，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出现的社会流动性下降，主要由于从“贫困陷阱”摆脱出来之后，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而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尚未建立起来，同时，在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政府还无法扮演一个公平和中立的角色。这导致部分精英阶层利用制度和政策的缺陷为自己谋求利益，阻碍了社会流动性机制的确立和完善。此外，一个国家在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社会流动性一般比较高，对于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难免关注不够，难以形成共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某些结构性因素，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中国如何保持合理的社会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