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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安全视野下食品药品安全罪的刑法完善 　　近年来，我国有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事件频见报端，从三鹿奶粉事件到新西兰恒天然事件、从塑化剂到瘦肉精事件等等。每一次事件，公众生命健康权益都受到严重侵害，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一次次给全社会敲响警钟。鉴于食品药品问题日益严重的现状，国家对此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加大打击力度，保护民生安全，以积极行动应对严峻的安全形势。作为基层检察院的干警，办理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既是深入学习也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对于相关的刑法规制具有别于理论工作者的体会。本文就刑法理论、法条完善以及法律落实各方面研究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并提出完善的建议，以期更好保障公众的合法权益。 　　一、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刑法漏洞 　　刑法在打击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作为一部保障法，具有最严厉的惩治措施，也是食品药品安全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鉴于刑法规范的重要作用，刑法规范本身具有的不足和漏洞就显得异常重要，会对食品药品保护产生整体性的损害，因此，相关的刑法规范的完善就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侵害的法益有待修正 　　《刑法》规定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条文集中在第3章第1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该章节保护的法益应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1]，但是，如此规定具有历史局限性。现行《刑法》于1979年修订，而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计划经济的桎梏依然束缚着市场行为，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是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刑法对此理应有所回应，加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成为题中之义。时至今日，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建立，应当从用刑法方式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过渡到市场本身的经济规律以及市场主体的自律。与此同时，社会公众的个人生命、健康权利意识却空前高涨，相关的民生安全问题成为更大的社会需求。从立法层面来讲，现行《刑法》侧重市场秩序的维护，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公众民生安全权益的保护。 　　（二）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属性有待修正 　　《刑法》规定食品药品犯罪，罪名主要有四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于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属于危险犯还是实害犯，《刑法》规定出现犹豫。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假药罪是危险犯，也即是只要实施了以上行为，无论是否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均构成犯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生产销售劣药罪则属于实害犯，构成此类犯罪只有产生“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危害、食物中毒与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恶劣后果才构成犯罪。 　　我们不妨试问一下，假药和劣药的危害后果有没有这么泾渭分明，有些时候劣药的影响更为隐形和持久，两者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假药”和“劣药”的认定属于专业性、技术性的内容，理应由相关的行政执法部门进行界定和划分，更多的体现在成分、剂量的多寡。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来讲，区别规范“假药”和“劣药”是相对于行为对市场经济秩序不同程度的破坏而言的，但是，以民生安全的角度，假药和劣药对于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的损害这一事实是一致的，并没有多少的差别。 　　因此，在保护的法益没有修正之前，给予对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的程度不同，法律规定实行实害犯和危险犯是有一定法学理论作支撑。但是作为民生安全保护的视角下，这样的分别规定就有些不合时宜，侧重于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益，在法律规定上没有实害犯与危险犯区分的必要；再加之前文阐述的一般预防的必要性，作者认为，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应为危险犯，有没有实害结果的发生，只是一种加重情节，这就从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此类案件的法律属性。在刑法理论上形成一定的统一。 　　（三）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刑罚有待修正 　　现行《刑法》对于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刑罚规定不可谓不严厉，却与日益猖獗的犯罪情势不相符，也就是说刑罚相关的规范存在问题。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刑罚存在处罚对象单一，刑罚手段不完善的一系列问题。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处罚，除了对责任人科处实体刑，大多数是处以罚金，罚金的多少是以犯罪中生产销售数额来确定，然而，犯罪数额是按照1979年标准来确定。现行《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数额的区间范围，司法解释也没有增加数额的权利。但是，相较于1979年，今天的经济形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翻了几番，经营企业的违法销售金额动则千万、甚至以亿计，罚金与违法所得额之间的巨大差距也造成了违法犯罪成本降低，这也是滋生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原动力。刑罚方式的单一，加之现行《刑法》又不能在法律层面增加罚金数额，就显得处罚的力度有些单薄，增加刑罚方式使之多元化，就显得十分必要。 　　再从《刑法》对象上来分析，《刑法》中对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刑罚对象规定只有市场经营活动主体，这也是保护市场经济秩序为出发点的表现之一。我们必须看到，食品药品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