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政策风格新特征：从“宏观调控”到“宏观调放”.docVIP

2013年政策风格新特征：从“宏观调控”到“宏观调放” 　　岁末年初，宏观调控正在“拉高出货”，却又呈强弩之末的态势。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金融调控遭遇社会融资规模井喷，大有被后者架空之势。央行数据显示，2012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5.76万亿元，同比增加2.93万亿元；社会融资总量在过去十年年均增长22.9%，金融脱媒是大势所趋。而随着货币扩张路径从传统的银行体系内转移到体系外，靠学控银行“水龙头”为渠道的金融调控被消化于无形中。 　　在房地产领域，政策与市场的关系很拧巴。岁末年初，京沪深等城市房市量价齐升，推涨了房价预期；同时，又恰值地方“两会”相继召开，三地针对楼市调控政策基调的表态均使用了“严格”字眼，广州则强调“坚决”。谁知，楼市却仍在“耍个性”，你归你喊“话”，我归我涨“价”。 　　税收领域，为抗危机而出的慌乱之策多，不是明减暗增，就是还没充分论证透就急吼吼地推出，结果引来各方反弹。前者如结构性增税，某些地方财政无米下锅，虽然明知这么做会竭泽而渔、掏空税源让地方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却仍然在无奈之下杀鸡取卵，向企业征收“过头税”的做法正在蔓延。后者如营改增。初衷是“为中小微企业减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但现实却是企业有增有减。而地方政府心里也有一笔“减收账”，那些税负增加企业的补贴，都需要地方政府自己掏钱兜底，这种让财政“抽血”常态化的事，地方很两难。很多事实表明，让地方出现抵制心理的政策措施，地方一般都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来暗暗地架空之、化解之、对冲之。 　　政策规划与调控已经成为悬在产业头上的“—把刀”。有关部门一旦将某些行业圈定为“政策阳光照耀下的地带”，就往往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举措，而对另一些产业实行较为严厉的税收甚至强行关停并转，表面上是扶持符合发展方向的产业、淘汰过剩或夕阳产业，但现实却往往造成产业逻辑被扭曲，反而催生出被政策、规划注入了过多激素的膨大型产业，外部形势一有风吹草动，立马现原形，泡沫立破。典型的例子比如光伏。 　　总之，宏调被异化的类似领域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各种负效应的自我曝光，是宏观调控让位于宏观调放的客观推手。而“宏观调放”，恰恰是2013年政策风格新特征。至于这种转换背后的时代背景，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国策“再均衡”。作为对前一轮均衡国策的纠正，再均衡的中性化表述下自然隐藏着市场化的倾向。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宏观调放”，正是这种倾向的具体表达式。不理解这一点，就抓不住领导讲话背后的蛛丝马迹。当新一届领导把目光从西柏坡转向深圳时，“改革”的希望呼之欲出：但紧接着重提“摸石头过河”的讲话又难免让人困惑：摸了30年的石头，怎么还要摸？殊不知这已经是进步，其中传递出的隐含信息是，至少没有说什么石头是不可以摸的，毕竟在过去，有些不可摸的石头是人们心知肚明的。这些过去不可摸、如今却可摸的“石头”，恰恰是“宏观调放”的对象。 　　宏观调控重在“控”，本质是管制市场之权；同理，宏观调放重在“放”，本质是放权。而“放权”是市场化改革的前提。当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背景，就是因为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已经累积起奇高无比的运行成本，唯有“放权改革”，才能化解计划体制成本、突破旧体制僵局。概括过去30年的放权大体上“兵分三路”：一路放权给“个人”，如农民拥有了农村土地承包权，企业家拥有了民企创办权；一路放权给“国企”，这从历次的国企改制可见一斑；还有一路放权给地方政府。31个省市变成31个“地方经营公司”，形成过去30年中国经济万马狂奔的壮观局面。诚然，像货币权、财税权以及这些年使用频率极高的“宏观调控权”，基本还是掌控在中央及其部委的手中。此外，“放权”还意味着“让利”。“权”和“利”的关系往往千丝万缕，因为“利”随“权”走。 　　如今，市场化改革历经初始阶段的磨砺后，来到了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汹涌的深水区。很多被扭曲的结构，被异化的价格（无论房价、股价还是资源价格），被勾兑的寻租空间，被架空的宏调……归根结底都是市场化不彻底惹的祸。而宏观调放，就是行政放权于市场、政府放权于社会、国企让利于民企等，通过“调放”修正过度失衡的结构天平：换言之，调放是以“看得见之手”的“退”换取“看不见之手”的“进”。至于201 3年宏观调放的主战场，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预判。一是“条”上的调控权重将压缩，为的是给“块”让出更多的创新空间。二是在一些过去看似坚冰的领域将出乎意料的成为调放主攻方向，而这些领域的调放动力往往来自体制外。 　　具体而言，我们预计，金融领域的调放力度将前所未有。规模膨胀的影子银行是金融市场化不完全的产物，但影子银行的失控，信托市场刚性兑付危机等一系列风险正在搅动金融格局。混业势不可挡，而混业的本质就是去边界化，金融领域原有的垄断墙、玻璃门都将被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所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