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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一代重塑中国消费市场 　　中国的新中产阶级还分为几代人，其中最主要的一代我们叫做二代中产（G2）。到2012 年，这一群体接近2 亿人，占城市人口的15%。十年内，他们所占的消费份额将翻一番，达到35%。届时， 　　中国G2 的规模将是美国婴儿潮的近三倍。而婴儿潮一代正是多年来塑造美国消费市场的主体力量。中国中产阶级的稳步增长带来了经济变革和消费转型，这一改变仍在继续。根据我们的估算，到2022 年，将有超过75% 的中国城市家庭年收入在6 万～22.9 万元人民币之间——相当于在购买力相同的情况下，收入处于意大利和巴西的平均之间。 　　这一群体在生活必需品上的花费小于50%，而且其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有别于其他阶层。上述定义的中产阶级在2000 年仅占中国城市家庭的4%，而到2012 年，这一数字已增长到了68%。在未来十年内，推动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增长来自三大动力。首先，政府政策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有可能提高工资水平。其次，金融市场改革有可能进一步刺激就业增长，从而产生新增收入。其三，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的经济领域可鼓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降低成本和增加家庭收入。假设上述情形得以实现，到2022 年，中国城市家庭年收入将至少实现翻番。 　　上述宏观数字的背后是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变。自2005 年以来，我们一直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式跟踪分析中国的消费群体，并依据其收入水平﹑年龄阶段﹑地理位置和购物习惯勾勒出中国消费者群谱图。我们近期的调查发现： 在新兴中产阶级之中，上层中产阶级即将成为今后十年带动消费支出上涨的重要引擎之一。与此同时，一批更加全球化思维的中国新生代将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中产阶级的增长在中国内陆小型城市的增长将快于东部沿海城市； 网络消费者的影响也将继续加大；要更多了解中国的电子商务。 　　“上层中产”成为新主流群体 　　中产阶级迅速成为主体消费力量——他们的消费行为更精明和成熟，更愿意为产品品质支付溢价，并且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占比越来越大。为了方便研究，我们将中产阶级中家庭年收入介于10.6 万—22.9 万元人民币的群体称为‘上层中产阶级’，这在过去的研究被称为“新主流阶层”。2012 年，该阶层仅占所有城市家庭的14%，占比远不如“大众中产阶级”（ 家庭年收入为6 万—10.6 万元人民币）。而到2022 年，我们估计上层中产阶级将占到城市家庭的54%，城市消费总额的56%；而大众中产阶级占比将下降到22%（见图1）。 　　上层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引领着中国未来的消费趋势。我们的研究表明，上层中产阶级更有可能购买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据我们2012 年的调查，56% 的上层中产阶级购买了衣物柔软剂，而大众中产阶级仅有36% 购买了该产品。除“富裕阶层”以外，上层中产阶级也推动着奢侈品消费的快速增长。过去4 年，中国奢侈品境内消费市场激增，达到每年16%—20% 的增速。除去不可预见的因素，到2015 年，全球高档手袋﹑鞋类﹑手表﹑珠宝和成衣的消费中，将有超过1/3 来自中国内地。 　　G2 独特的消费行为 　　G2 出生于198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时代，大多数是家中独生子女。他们的父辈经历过物资匮乏时期，消费心态比较保守。相比而言，G2 自信、思想独立，其消费行为也体现了这种独立性。麦肯锡的研究显示，G2 是思想、行为到“西化”的一代——他们认为贵的东西就是更好的，愿意尝试新的东西，追求品位和身份地位，忠诚于其所信赖的品牌，更青睐小众品牌。G2 更加依赖互联网。在购买新的家电产品或个人数码用品之前， 　　42% 会上网查看他人的使用体验、评论或反馈。他们的父辈中仅有26% 会这么做。（见图2） 　　根据我们的研究，G2 对家庭购买决策起到了很大影响。虽然G2 塑造着中国消费新格局，在他们身上还保留着上代人的某些价值观。他们的祖辈将传统的思维方式传递给了一代中产（G1）消费群，即生于1968 年到1987 年之间的人群。很多G2 消费者也和父母或祖父母一样，偏爱储蓄，不愿意借贷，崇尚努力工作，他们以金钱、权力和社会地位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但是，传统价值观的延续并没有转化为与父辈类似的消费行为。就像G1 一样， 　　虽然他们忠诚于老品牌，但是比父辈更容易接受新思想。 　　内陆城市的崛起 　　2002 年，当中产阶级还处于萌芽状态之时，其中大约40% 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四个一线城市。这个比例到2022 年将下降到16%（见图3）。中产阶级在一线城市的规模并没有萎缩，只是内陆小城市的中产阶级增长得更快。主要增量由三线城市所贡献，到2022 年，这些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将占全国的30% 以上，而在2002 年这个比例仅为15%。规模更小的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