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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证人保护制度之完善 　　现行《刑事诉讼法》从人权保障角度出发完善了证人保护制度，但这仅仅是一个起步，仍有进步的空间。从保护对象范围、保护主体职责、相关配套措施、实践操作四个方面入手，探讨了现有证人保护制度的不足之处，同时针对以上四方面的不足，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证人保护制度完善权利义务 　　一、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一）保护对象范围问题 　　1.保护对象范围存在局限 　　第一，从《刑事诉讼法》第61条来看，证人保护的范围仅为证人及其近亲属，而与证人有密切关系的人如证人的恋人、未婚妻、证人的朋友等，并不在保护范围之内。不仅如此，潜在可能成为证人的人员是否有保护的必要，法律也并未做出规定。 　　第二，第62条明文规定将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以及证人的近亲属列为保护对象，同时明确规定公检法为其保护机关，但是上述保障制度的适用前提是“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那么对于其他刑事犯罪案件的证人是否也适用该保障措施？从列出的罪名来看，能够得到公检法机关提供保障的证人都涉及严重的犯罪案件，但是并不能说其他犯罪案件中的证人就没有受到威胁的可能，那么这样规定是否打破了证人间的平等？像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并没有明确列入法条，这是否意味着此类案件的证人无法受到相应的保护？ 　　2.实体法与程序法保护对象范围不一致 　　由于对于证人保护的规定零散地分布于各类法律中，这使得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脱节、条文之间的不协调，导致保护对象范围界定的不同，在实务中造成困境。《刑法》第308条规定：“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该条只规定了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行为施以刑罚，而对证人的近亲属或者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没有相关的保护规定。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将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和近亲属都列入了保护范围，也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作出对针对证人近亲属所进行的打击报复行为进行处罚的决定时，缺乏实体法依据。 　　（二）保护主体职责不明确 　　1.保护机构分工不明确 　　新《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证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请求保护，至于如何请求，若请求被驳回可采取哪些救济措施等问题均未作规定。启动程序的模糊性，很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感觉自身安全面临危险的证人申请无门，使他们在逃避法定义务与心怀恐惧地作证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1条，理论上公检法三机关都有保护证人的义务。但如何做好公检法三家机关的衔接工作，防止推诿现象发生？诉讼终结后，由哪家机关为证人提供人身保护？对证人的经济补偿问题，究竟应当由哪个机关负责？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三机关往往各行其事，彼此衔接不上，人力、物力、财力难以相应地配备到位，致使证人保护无法真正落到实处，证人安全得不到切实保障。只有明确划分职责后，各机关才会增强责任意识，有迅速采取行动的压力和动力。 　　2.责任追究制度的缺失 　　由于保护主体职责不明确，若因公检法三机关保护不力而致使证人受到侵害，那么要追究保护主体的责任也就不可能了。就《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所规定的内容而言，在证人权益受到侵犯的情况，仅就加害人须追究其责任，至于负有证人保护职责的公检法机关在证人保护不力导致证人权益受到损害方面的责任却没有规定。没有责任追究机制，如何督促三机关很好地履行义务？没有强制力的约束，很可能导致三机关对于证人保护职责的怠慢。 　　（三）相关配套措施的缺失 　　一方面，在对证人保护的权利范围上，法律主要侧重于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而对证人的名誉、财产等其他权利的保护却不完整，这是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的一大缺陷。因此，应将证人的名誉、财产等权利明确写入法律条文中，使证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全面的保护。 　　另一方面，证人由于出庭作证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履行作证义务而支付的费用及耽误的收益；二是因被告人打击报复造成的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伤亡及物质损失。对于前者，现行刑事诉讼法第63条已给与明确保障；问题在于后者，对于被告人的打击报复，虽然可以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但对被告人无力支付的情形，法律未提出解决办法。 　　（四）实践操作上的问题 　　1.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规定 　　证人申请保护的条件是什么？保护机构在什么情况下能依职权直接启动保护程序？保护的期限、方式、措施、程度如何？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临时保护措施？侦查、起诉、审判三阶段如何进行保护证人的义务交接？哪些单位可以采取何种手段予以配合？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变更或解除保护？如果保护机构不受理申请或者擅自解除保护程序，证人有何救济途径？证人保护制度具有很强的执行程序性，上述所列举的问题，我国立法目前并